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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現在家庭建設中卻面臨著一對急需處理的歷史性和根本性的問題：一方面，雖然在現代化邏輯推動下，在形態上家庭已經具有現代特征，但是家庭形態的現代內涵卻尚未充分形成，如權力與權利結構發生了變化。

在現代條件下，政治結構由政黨、國家與社會三個要素組成，其中政黨處于領導地位。所謂政黨領導是指政黨通過整合社會力量以推動國家的建構與運行，其中政黨整合社會，包括政治性整合與社會性整合，政治性整合是圍繞國家建構與運行的合法性而展開的。

隨著市場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農村地區的農民大批進程務工，特別是那些年富力強者更是絕大部分都離開了鄉村，從而導致不論是村級黨組織還是村級自治組織都存在難覓能干者出任干部問題，這就使村級黨組織渙散、自治不力等出現。

通過建設現代文明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內在邏輯使然，中國人民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來承擔這一歷史重任。改革開放一方面使現代化建設獲得持續動力，另一方面也使現代文明的結構性要素在中國全面生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因此駛入快車道。

在現代政治發展邏輯與中國政治發展歷史邏輯的共同演繹下，現代國家治理形態在中國的生成，是遵循黨建國家路徑來實現的。因此，黨與國家的關系，就被歷史性地提出來了，并成為中國政治發展中一對關鍵問題。

“我們的先行先試，就是青年智庫發展的‘自貿區’”，基地擬任營運中心主任、復旦大學國際關系與公共事務學院副教授鄭長忠說，未來將以一種全新的運作方式，“從組織形態上進行創新發展，在共青團這個維度中得以實現”。　　

傳播好黨的創新理論，必須有深厚的理論積淀，因為照本宣科者不是好的傳播者，只有深刻把握理論品質者才能真正傳播好。馬克思主義主義中國化處于進行時，特色社會主義理論處于建設中，這種情況下優秀的宣講專家，必須通過深入研究把握黨的理論的神和魂，保證產生更廣泛更強大的力量。

共享不是走回頭路，“吃大鍋飯”，搞人民公社，而是糾正較長時間來的分配失衡。共享是對公共財富的分享，不是將先富者的財富拿來分享，進行第二次“打土豪，分田地”。共享是一種價值觀念和價值追求，本身就是一種運動，具有漸進性和長期性特征，非一蹴而就。

隨著中國經濟發展至新境界、新階段，也就是需要再次轉型步入“新常態”，我們發現遇到了困難，其中最要害的是未獲得融合兩種制度優勢的經濟理論的支持，缺少理論支撐的經濟運行，意味著仍然處于“摸著石頭過河”狀態，而“摸石頭”只能在淺水區摸，進入深水區后是摸不到石頭的。

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們部隊裝備落后，都是從敵人手里繳獲。之后閱兵的裝備，基本是自己制造和購買的，自己制造的比例不斷增加。這次閱兵，清一色國產裝備。閱兵裝備的“三級跳”，說明我們的強國夢強軍夢走得扎實。

習近平主席在古田召開的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再次強調了軍隊堅持黨的領導。不久前，軍委副主席許其亮提出，要“善于從法理高度旗幟鮮明批駁‘軍隊非黨化、非政治化’和‘軍隊國家化’。

有感于思想政治工作存在的不足，公方彬著力于研究軍隊思想教育方法，并將其運用于實踐。后來他又意識到僅有方法還不夠，“思想教育還需走進被教育者內心，提高其內心修養。”他不斷地追問自己：修養應該去何處？

經濟結構的新常態需要供給側改革來引領。經濟結構調整包括調整存量和優化增量兩個方面。調整存量的方式有去產能、去庫存、去杠桿等，而這正是供給側改革和供給管理的內容。優化增量的途徑是培育新產業、新業態、新技術、新品牌等。

在此國內外經濟大勢下，若我們非要逆勢而上追求GDP高速度，不是不可以做到，但代價太大，不值得為之。從以往國內外的經驗來看，在大勢下行的情況下逆勢而上，只能通過擴大發債規模、增加政府投資、增加貨幣發行、放松信貸、釋放流動性等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來實現，而這樣做必然會帶來高房價等資產價格泡沫、實體經濟產能過剩、地方政府和企業債務風險加大、銀行不良資產比率上升、投資效率和企業效益下降、資源環境約束加劇等問題。

中國目前的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六個方面的結構問題。這六個方面的結構性問題既相對獨立、又相互疊加，需要通過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針對性地加以解決。

短期性措施主要是財稅政策、金融政策和產業政策等，可以選擇的措施有進一步減稅、定向降準、適度放松信貸、加大基礎設施和公共設施投資、鼓勵新興產業的發展等。可選擇的長期性措施有深化改革、優化結構、創新驅動等。

發展目標由追求速度型增長向追求效益和質量型增長轉型，由偏重追求有形物質財富增長向追求有形財富和無形財富平衡增長轉型，由主要追求大國向主要追求強國轉型。要使其他各個方面的轉型順利推進，發展目標首先要轉型。

中國房地產市場經過兩年多調控，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當天，李佐軍為大家講了對中國經濟走勢總的判斷，同時他也指出，房產企業轉型已經迫在眉睫。

對于人口遷移流動過程中的兒童留守，吊詭之處在于，留守兒童和家庭分離在各種意義上都是“不合理”的，而實際上“留守”卻還是遷移流動家庭理性選擇的結果。新遷移經濟學認為家庭遷移決策是家庭理性選擇的結果。

我國當下正經歷著規模巨大的人口遷移流動。“大遷移”背景下的社會分化問題被廣泛加以關注，大量遷移流動人口難以有效融入城市，帶來城鄉之間、城市內部的社會分化。與此同時，“大遷移”背景下也出現相當嚴峻的“大留守”問題。

“中等收入陷阱”不僅是一個經濟發展向上突破存在壓力的概念，也是一個社會轉型面臨困境的概念。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本身是相互內生的，如果經濟發展缺乏動力，通過影響就業、影響公共財政會限制社會發展和進步。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核心是加強黨的領導”包含了兩重意蘊：一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必須加強黨的領導，離開黨的領導不可能做好全面從嚴治黨；二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不是為嚴而嚴，為治而治，說到底是為了更好地加強黨的領導，提高黨的領導能力和執政水平。

在對待中華傳統文化道德價值觀方面，我們不能有“懶漢思維”。正如我們不能簡單地把西方社會的東西拿來就用，同樣也不能把中國傳統文化中的東西也簡單地拿來就用。任何道德、價值都有其歷史社會形態屬性。今日中國社會依然是一個努力追求講仁愛、重民本、守誠信、崇正義、尚和合、求大同的社會。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的理論品格，為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打下堅實的價值基礎。在大變革、大發展、大轉型的社會背景下，中國應形成適應改革發展的價值觀。核心價值觀的培育貴在知行統一。

國有企業當然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中的經濟主體，當然要遵循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要追求經濟效益；但是國有企業又絕不僅僅是單純的經濟主體，其社會責任、政治使命甚至更為根本。小到導引國家產業發展方向、調節社會經濟秩序，大到夯實社會主義的經濟基礎，彰顯社會主義的價值導向

對于黨員干部而言，最大的特點是手中握有權力，但是有一部分黨員干部沒處理好權力如何運用的問題。自人民的權力，當然要為人民而用，并且，在法律規定的范圍之內運用，按照制度的要求，規范用權、秉公用權，“把權力裝到制度的籠子里。

打虎無禁區、拍蠅無死角”，刮骨療毒的反腐敗，重塑政黨形象，更是順民意贏民心，“讓人民群眾開始敬佩我們的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和以他們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同時，人民對于黨的信任與支持也更加凸顯、更加鮮明、更加強烈了!

國家治理體系是在黨領導下管理國家的制度體系，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文明和黨的建設等各領域體制機制、法律法規安排，也就是一整套緊密相連、相互協調的國家制度；國家治理能力則是運用國家制度管理社會各方面事務的能力。

當前在行政體制改革和政府治理領域，執政黨和政府如何治理工作不力、為官不為、懶政怠政，已成為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為此，必須很好地察尋公務員和干部為官不為、懶政怠政的表現和成因，探究推動公務員和干部敢于擔當、干事創業的動力來源，推出有效激發公務員和干部清正廉潔、勤政務實的具體舉措。

全面推進依法治國的法治道路，是又一次偉大改革。法治政府在國家治理現代化中發揮著主導作用，國家治理要搞好，首先要打造法治政府，否則國家治理就會發生很多違法的事情。有一些事實表明，我們老百姓守法反而比政府要好一些。

北京戶籍控制人口政策已經失敗了，北京一半的人有戶籍，還有一半多的人沒有戶籍，人已經住在這兒了，你只不過是給他們制造了點麻煩而已。北京政府你如果是有戶籍的人的政府，那就只是半個政府，如果是整個北京人的政府，那你為什么不給他們戶籍？

市場經濟是人類二百多年來的重要發明。市場經濟可以在短短的時間里生產出巨大的財富，讓人類過上體面的生活。但市場經濟呼喚有效的政府、有限的政府、廉潔的政府，尤其是多中心的政府，需要政府從傳統的治理之道走向現代的治理之道，也就是善治。

很多人先看意識形態，所以一般來講會把意識形態的東西說一下，但是總的來講這個意識形態實際都是往越來越具體化的方向走，基本上都是差不多的。有人會講馬恩列毛不怎么提，但實際上在公報里都會有所提及。

從治國理政的角度來考察和研究中國傳統文化是我黨的傳統。習近平總書記非常重視這一傳統，并在新的時代條件下將其發揚光大。這主要體現在他全面深入地闡述了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在國家治理中的資源意義。習近平注重借鑒我國優秀傳統文化的積極精神和歷史經驗。

“大時代需要大格局，大格局需要大智慧。”這是習近平主席在APEC會議期間一句著名的論斷。它反映了黨中央對于世界局勢尤其是亞太局勢及其治理的一個基本認定：為了更好地治國理政與改革開放，對這個豐富多彩也復雜多變的時代要有一個框架式的把握。

從尋求基本共識出發，我們可以發現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歷史文化資源相當豐富。這里的資源可以包括兩類：一類是傳統思想觀念，另一類是歷史經驗和事實。前一類是直接的理論來源，后一類中的價值觀念則需要通過解析才可看到。

進城失敗后能夠返回農村，是對農民基本權利的保障，非常重要。正是進城失敗的農民可以返鄉務農，中國城市才沒有出現大規模貧民窟。農村扮演著中國現代化的“穩定器”與“蓄水池”的角色，使城鎮化有舒緩開展的空間與時間，保障了城鎮化的質量。

鄉村治理改革的方向是增強國家維持農村生產生活基本秩序的能力，而不是將農民一股腦攆到城市去。當前一些地方政府推動土地流轉、推動資本下鄉，這種做法有將無法體面進城的農民趕入城市之嫌，應當警惕。

這部分農民的收入在村莊，社會關系在村莊，再加上年輕力壯，還維持了完整的家庭生活，就成了農村的中堅力量，可以稱之為“中農”。這部分農民的利益與村內事務密切相關，因此對村內事務有著最為真切的關懷。

鄉村治理中的民主協商機制包括兩個層次的內涵：一是公眾參與，主要是引導鼓勵所有農民表達不同意見；二是形成決議并執行。解決問題的關鍵是在千家萬戶分散意見的基礎上，形成絕大多數人能夠接受的決議并執行。

“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要避免僅將農民進城當作拉動內需的手段，不能一味地動員農民進城買房，而要考慮農民進城后，是否能獲得穩定就業與可靠保障。沒有穩定的就業，沒有比較高的收入，農民進城，即使有房子，也很難在城市體面安居。

縱觀媒體發展史，每一次信息技術的革命，都會給媒體產業帶來顛覆性改變。目前，新媒體的蓬勃發展，同樣對傳統媒體產生了很大的沖擊。但是，在媒體融合時代，傳統媒體依然具有生命力。

互聯網和現代制造業是中國的兩大戰略引擎，他們的聯合是“互聯網+”行動計劃的最好寫照，二者加大馬力，互相配合，必能帶中國走進信息社會和知識社會。

互聯網的道德制度體系是當前的熱點課題，多元化的價值取向都對互聯網的道德制度體系提出了迫切需求。如何構建優秀的互聯網道德制度體系，如何利用互聯網促進優秀的道德理念傳播，是當前中國社會的基礎問題。

習總書記的講話中提到要聚天下英才而用之，為網信事業發展提供有力人才支撐，這一點非常好。過去這些年，隨著互聯網的飛速發展，學校也在為培養更多的合格人才作調整和努力。對于互聯網人才而言，現在掙錢的很多，社會責任方面，還需要再培養。

核心價值觀的傳播是一個長期、復雜的工作，要放在足夠長的戰略時間和戰略空間來看，需要長期堅持，不能急于求成。核心價值觀的傳播既要借助傳統媒體，更要依托新媒體，把握好傳統媒體和新媒體融合發展的新機遇。

網民要甄別網絡信息的真假，其實很簡單。就是要保持愛心，保持社會公德，保持起碼的良心，其實就能識別真假。只要不是惡意造謠，不是起哄，不是無事生非，推波助瀾，識別還是不太難的。

現在，我們提出要重視發揮公益性文化單位在穩增長、促消費中的作用。博物館、圖書館、美術館、文化館等公益性文化單位不能僅僅滿足于提供基本公共文化服務，還積極發掘其藏品的文化內涵，按照市場機制的要求，開發文化創意產品，提供多樣化的文化創意服務。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應遵循四個原則，即現代國家治理體系設計要基于系統思維、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靈魂是多元治理主體的協調并舉、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關鍵在法治化、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有效運轉需要有效的治理能力予以保障。

建立協調機制，本質上是對現有公共文化管理體制的改革。重點解決相關部門職能交叉、多頭管理、重復建設、資源利用率和服務效能不高的問題。通過加強統籌管理，建立協同機制，明確責任，優化配置各方資源，做到物盡其用、人盡其才。

淺閱讀、快閱讀現象不可避免，也有其自身的價值所在。我們推崇經典閱讀，也沒有必要對淺閱讀、快閱讀加以排斥。問題是在淺閱讀、快閱讀占據主導，時尚產品擠壓經典產品空間的情況下，我們怎樣才能夠讓市民同樣也關注經典閱讀。

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了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五大發展理念，強調要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核心位置，不斷推進理論創新、制度創新、科技創新、文化創新等各方面創新，讓創新貫穿黨和國家一切工作，讓創新在全社會蔚然成風。

高校思想政治理論課作為對大學生進行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和主陣地，應自覺承擔起對大學生進行系統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的任務。

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立足新時期我國發展現實需要和滿足人民群眾熱切期待，著眼推動解決我國發展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需要加強黨中央的集中統一領導，需要為之注入強大精神動力。

我認為，這一理論體系所要解決的核心問題就是在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問題，簡言之就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鄧小平理論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際相結合第二次歷史性飛躍的一個理論成果，同時，它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一個開篇之作。作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開篇之作，它今天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論意義和現實意義。

尹韻公指出，總書記講話強調傳統媒體和新型媒體融合發展，抓準了媒體發展的歷史潮流，全世界都在促進傳統媒體和新型融合發展，這是大勢所趨，我們一定要跟上時代的潮流，才能使我們的新聞傳媒事業的發展更好更快。

現在，正如習總書記所說：“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有信心、更有能力實現這個目標”。

改革開放初期，我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生存范疇的問題已經基本解決，現在我們遇到更重要的是發展問題，人們的思想更加活躍，利益訴求五花八門，在思想宣傳工作方面會有各種反應，可能會對國家發展造成不利影響。

要加強學生黨員在理想信念方面的教育，最重要的是要加強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的正確引導，堅定其政治信念。

在光明日報、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倫理學會共同主辦的“核心價值觀百場講壇”第七場活動中，中國社會科學院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主任尹韻公，作了題為“傳統文化與當代自信”的講座。

在求學治史的道路上，尹韻公常懷感恩之心。恩師方漢奇和山東大學歷史系教授王仲犖獎掖后學不遺余力的品格對他影響至深。推己及人，尹韻公發掘了一大批青年學者，竭盡全力為學生創造更好的發展空間。他強調：“我不怕我的學生挑戰我，希望他們能超過我。”

互聯網思維在中國確實存在，這是由中國的文化和國情所決定的。眾所周知，中國傳統上一直是一個強調集權，強調權威，強調中心化的國家，而“互聯網+”所帶來的變革恰恰就是一種反對權威，去中心化的思維轉變。

易鵬認為，在這個時間節點提出“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的口號，是一種思想解放，更是對社會公平的促進與彰顯。

所謂新型城鎮化，是指堅持以人為本，以新型工業化為動力，以統籌兼顧為原則，推動城市現代化，要由過去片面注重追求城市規模擴大、空間擴張，改變為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公共服務等內涵為中心，真正使我們的城鎮成為具有較高品質的適宜人居之所。

中小企業在城鎮化中發揮重要作用。首先，它是解決就業的主體。城鎮化要把解決就業作為一個重要思路，沒有就業支撐的城鎮化是“耍流氓”的行為。目前的就業主要體現在中小企業上，中小企業是解決就業的重點。因此，在城鎮化中首先要大力發展服務業。

《中國新路：新型城鎮化路徑》作者、國際金融論壇城鎮化研究中心主任易鵬，在泊富國際廣場對新型城鎮化方向進行了權威解讀，他用40個字總結了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的精神：以人為本、改革創新、順勢而為、因地制宜、市場主導、政府引導、科學布局、持續發展、城鄉一體、產城互動。

2015年3月16日，著名經濟學家、盤古智庫理事長易鵬，盤古智庫學術委員會主任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研究員何帆博士一行5人到西安培華學院交流指導，就推進創新、創業、企業孵化、實用型環保專門人才培養領域的戰略合作進行了協商，并達成合作共識。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黨的新聞輿論工作是黨的一項重要工作”，“做好黨的新聞輿論工作，事關旗幟和道路，事關貫徹落實黨的理論和路線方針政策，事關順利推進黨和國家各項事業，事關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凝聚力和向心力，事關黨和國家前途命運”。

每個人都應有自己的價值追求，一個社會也應該有自己的主流價值觀。在提倡多樣化的前提下積極弘揚社會主旋律，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以此凝聚全體人民的共同價值追求，是黨和國家意識形態工作的一項戰略要求。

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四個全面”戰略布局，是適應當今時代發展和社會進步的內在需求提出來的，正如他講的那樣： “四個全面”的戰略布局是從我國發展現實需要中得出來的，從人民群眾的熱切期待中得出來的，也是為推動解決我們面臨的突出矛盾和問題提出來的。

光明網邀請到北京交通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韓振峰教授，請他從文化、教育等多個角度全面解讀十八屆三中全會精神，并與網友進行在線交流。

每翻開一本書，韓振峰都能準確無誤地介紹書里的內容。他的家中還有很多書，像個小圖書館。39個書架頂到天花板，四五萬冊書藏于家中，滿屋的書香豐富著韓振峰的知識，也陶冶著他的情操。“最是書香能致遠”形容他最好不過。

在光明日報社、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倫理學會共同主辦，光明網、中共商丘市委宣傳部、中共睢陽區委承辦的“核心價值觀百場講壇”第二十三場活動中。北京交通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韓振峰，作題為“共和國英模精神與核心價值觀”的講座。

今天，“一帶一路”需要更多的標志性項目落地，需要實現硬聯通與軟聯通的結合，需要以通心工程解決“信任稀缺”的問題。雖然叫亞洲論壇，但博鰲的關注點與影響力已經遍及全世界。

軟實力包括文化、價值、政策，軟實力的核心是文化，文化的核心是價值，而政策是確保國家正確使用力量的前提。當一國之政策被國際社會廣泛認為合法，且具有道德威信時，該國就具有了政能量。

與其說趙磊將一群港漂聚集了起來，還不如說他為港漂們打造了一個能夠解決他們在香港的各種剛性需求和生活問題的大社群，只是在不經意間也讓更多人找到了難得的歸屬感，似乎早已被這些忙著奮斗的人忽略的感覺酒這樣重新走回了他們的生活。

趙磊建議，地方政府應當在發展中對自身以及合作伙伴做好準確定位，要了解合作伙伴需要什么，超越“有什么賣什么”的階段，要善于進行全球資源整合。同時，地方政府應當與國家戰略對接，“不能總寄希望于中央政府，要更加注重基層創新。”

6月26日上午，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教授、國際關系與臺港澳研究室副主任趙磊應邀來我校（院）作了題為《“一帶一路”與中國跨越式發展》的專題講座。

權責對等，是權力配置的一條基本原則。遺憾的是，在現實中，權責失衡的現象不在少數。理順權責關系，是進行深層次改革繞不過去的、必須認真研究和解決的問題之一。

對權力配置科學化，需要進行更大力度的改革。深化改革，沿著權責對等的思路科學配置權力，是從嚴治權的一個治本之策。改革的重點，是逐步消除那種權大責小或權小責大的不科學狀態。

協商民主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重要形式，是我國民主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的進程中，繼續深化對協商民主的探索、勇于突破固有思維的藩籬、不斷提高協商民主的水平，重要而迫切。

全面從嚴治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必然要求，當前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一些深層次問題浮出水面，黨和政府的公信力正在經受嚴峻考驗，市場經濟新定位要求黨的理念、理論和執政方式有新的轉變，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求黨的建設科學化。

權責對等，是權力配置的一條基本原則。遺憾的是，在現實中，權責失衡的現象不在少數。理順權責關系，是進行深層次改革已經繞不過去的、必須認真研究的問題之一。

王長江教授指出，我國改革進入深水區，一些深層次問題浮出水面。黨和政府的公信力正在經受嚴峻考驗，市場經濟新定位要求黨的理念、理論和執政方式有新的轉變，國家治理現代化要求黨的建設科學化。

從中共五大開始，正式建立中央紀律檢查機構。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武漢舉行的中共五大決定成立中央監察委員會，選舉中央監察委員會成員，標志著中央設立紀律檢查機構的開端。

薛慶超表示，鄧小平一直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民的兒子，這一點很偉大。他通過對中國革命建設經驗教訓的深刻反思、總結；對蘇聯情況的分析；對當時社會發展趨勢的深入研究，首先提出解放思想，然后進行大規模的平反冤假錯案，團結了全國各族人民。

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形成了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堅持群眾路線就是其中的重要內容之一。

毛澤東對于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和發展、人民軍隊的建立和發展，奪取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導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形成毛澤東思想科學體系。在這些方面都做出了重大的歷史貢獻，習近平總書記在昨天講話中進行了深刻的闡述。

在珠海延安精神研究會和北京市育才學校校友會聯合主辦的《成長與感動》新書發布會上，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宣傳教育局的薛慶超副局長應邀出席并做了主旨發言。

在中央網信辦、中央黨史研究室指導，人民網聯合8省區市網信辦、黨史研究室共同主辦的“尋找歷史記憶緬懷抗戰英烈——紀念抗戰勝利70周年系列活動”中，中央黨史研究室宣教局原副局長薛慶超作了《關于抗日戰爭與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若干問題》的主題講座。

我國有13億多人口，讓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每一個地區以同樣的速度富裕起來是不可能的，也不現實，平均主義只能導致共同貧窮。只有鼓勵一部分人通過誠實勞動、合法經營先富起來，然后才能帶動更多的人一浪接一浪地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

經濟新常態不是不要速度，而是要提高經濟增長的質量，要沒水分、可持續的增長。新常態，不是中國經濟增長的極限，而是為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開辟了新機遇、新天地。

產能過剩不是從單個企業而是從全行業角度而言的過剩，因為行業產能過剩并不意味著單個企業產能過剩，甚至還會出現行業過剩而企業產能不足，產品供不應求的狀況。或者相反，企業產能嚴重過剩而行業產能不足等。

宏觀調控的一個重要方面是調控經濟周期，經濟周期是客觀存在的，不能夠消滅經濟周期，但是通過宏觀調控可以把經濟波動的幅度減小，避免經濟的大起大落。

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趙振華認為，“五個更加注重”與“十三五”規劃建議中提出的“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的發展理念是一脈相承的。“五個更加注重”為貫徹落實“五大發展理念”這一中國發展的戰略總綱厘定了根本原則，在實際操作方面進一步找到了路徑。

廈大博士趙振華近日出任中央黨校研究生院院長，此前他是中央黨校經濟學部主任。中央黨校官網披露，2015年10月8日上午，中央黨校馬克思主義理論骨干人才培養計劃2015級博士研究生開學典禮在綜合樓報告廳隆重舉行。文中提到，中央黨校研究生院院長趙振華參加了開學典禮。

互聯網是電子革命的延續，要使之發揮更大的作用，就必須讓它深入各行各業，全面提升企業的生產能力，為社會創造新的價值。這是“互聯網+”的精髓所在。

智庫建設遇到的第一個問題往往是如何處理好為政府政策服務和進行獨立研究的關系。智庫的作用是研究現實中和公共政策相關的問題，這是智庫和一般的社會科學研究機構或商業咨詢機構不同之處。

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為我國的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提供了強勁的推動力。一方面，企業已經意識到，靠廉價勞動力和外延式擴張不僅不可能再獲得豐厚的報酬，而且可能導致企業的被淘汰；另一方面，快速工業化為我國積累大量的資金，為企業的創新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2015年10月14日下午，學生工作部主辦的第33期“教授茶座”在新太陽學生中心432室舉行。國家發展研究院院長姚洋教授與通過“燕園學子微助手”微信平臺報名的20位同學圍繞“選擇，從學會放棄開始”這一話題展開了交流討論。

簡政放權，對于促進服務業的發展起到了非常大的作用。總理提出的“大眾創業，萬眾創新”，也全面掀起了創新創業的高潮。走到哪里大家都在談怎么創新，怎么創業。特別是在創新上，中國大有希望。

對于政府而言，選擇在公私合作伙伴關系（PPP）這個概念之下，積極地推進現代國家治理中的機制、制度創新，是化解財政壓力、政府債務壓力和貫徹中國夢發展戰略的客觀必然要求。

從需求管理轉向供需兩端同時發力，預示著未來一段時間內宏觀調控的新方向。這味供給側改革的中國藥方，當前最重要的改進方面在哪里？同時在關鍵環節產業結構升級上，原有老問題過剩產能又該如何出清？未來哪些領域會成為改革突破口？

明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關鍵年，也是完成“十二五”規劃的收官之年，對經濟全面而清醒的認識，意義重大。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

我們應該如何認識網絡社會以及公民參與？網絡社會的發展以及公民參與會對我國的政府管理產生什么樣的影響？面對網絡參與特別是微博問政等新事物，政府應該如何應對？所有這些問題，都需要我們從理論和實踐的結合上進行深入分析，并找到解決之道。

1978年改革開放到十八大召開前的三十多年里，中國經濟的平均增速達到9.8%，“創造了奇跡”;如果說1978年開始的改革開放是“一次改革”，那么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全面深化改革可以稱之為“二次改革”。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院長胡鞍鋼教授在《中國國情與發展》課程上，開設專題講座，向200多名清華學子詳細解讀李克強總理的《政府工作報告》。經作者授權，光明網獨家發布胡鞍鋼對《政府工作報告》的解讀文稿，以饗網友。

從國家決策機制背景看，從1986年時任國務院副總理萬里提出實現決策民主化、科學化和制度化，開啟為決策服務的軟科學研究，到2013年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我們的國情研究也經歷了從非正規機構到正規機構，從科研小組到大學智庫的歷程，大體分為三個階段。

在人的自主創新能力中，有一種力量十分重要，這就是思想的力量。從哲學上講，人有兩種基本力量，即實踐力量和思想力量。思想的力量包含價值取向、思想觀念（理念）和思維方式。我們講的自主創新，應包括思想觀念（理念）創新和思維方式創新。

經過三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經濟發展速度近年來放慢了腳步，顯示出穩定的趨勢性，這表明中國經濟在超高速運行數十年之后，進入了一個新的增長軌跡。

外經貿大學校長施建軍指出,經濟全球化使得“服務外包”產業成為當今全球新一輪產業革命和技術轉移中的一個重要角色,高校應加大“服務外包”人才的培養力度。

“新常態”并不是只有困難、挑戰和風險，新常態沒有改變我國發展仍處于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判斷，改變的是重要戰略機遇期的內涵和條件；沒有改變我國經濟發展總體向好的基本面，改變的是經濟發展方式和經濟結構。

7月20日《人民幣國際化報告2014》對外發布之際，《經濟日報》記者就人民幣國際化相關問題，專訪了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中國人民大學校長陳雨露。

過去30余年，中國產業結構變化的基本趨勢是：一產比重下降，二產比重迅速提高，三產份額緩慢增長，這對應的是我國的工業化過程。這一進程的本質，就是大量的勞動人口和資源從勞動生產率較低的一次產業，向勞動生產率較高的二次產業轉移。

在近日召開的以“經濟發展新常態下的中國”為題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2014年會上，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李揚就新常態下的金融改革做了現場演講，他認為要抓住兩個要點：一個是新常態，一個是金融改革。

根據《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編制的《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草案）》，充分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治國理政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強調：“加強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建立健全決策咨詢制度”。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多次提出要加強智庫建設，充分發揮智庫的作用。那么，如何建設高質量智庫？就這個問題，中國青年報記者專訪了魏禮群。

習近平同志強調，我們將在中國共產黨十八屆三中全會上研究全面深化改革問題并作出總體部署，將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進一步解放思想、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增強社會創新活力。

“中國夢”是一代又一代中華兒女始終不渝追求的國家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之夢。在第六屆北京人權論壇上，中國人權研究會副會長李君如先生認為中國夢，是融國家尊嚴、民族尊嚴與每一個國人尊嚴于一體的人權夢。

經過65年滄桑巨變，人們看得更加清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啟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的新征程，是一個永遠值得中國人慶祝和紀念的大事件。

潛心治史求真義，皓首窮經著春秋。以唯物史觀為指導，堅持中國近代史研究的馬克思主義方向，再現近代中國歷史進程的真實面目，是張海鵬始終秉持的治史理念。張海鵬追求真理的腳步，從未停歇。

不受制約的權力難免腐敗，絕對不受制約的權力有可能絕對腐敗。如果只擁有權力而不承擔責任，只行使權力而不接受監督，每一個執法者都有可能成為潛在的法律破壞者，而每一個公民都有可能成為這種破壞行為的受害者。

“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秉承和傳播，要和傳統文化接口，要面向現代，面向世界，更要堅定我們的信仰，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24個字從方方面面融入到青少年的教育當中。”葉小文在談及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傳承時如是說。

作為一個發展中大國，中國不僅要善于從別國的失誤中抓住機會，而且要依靠自己的能力來創造更多的機會。事實上，主導全球化進程不能僅僅依賴經濟實力，還需要進一步提升國際規則的塑造能力、國際議程的設置能力、國際貿易體系的構塑能力。

文化自卑到一定程度，就會認為“歷史文化包袱太沉重”，結果就會走向徹底否定傳統文化，最終導致歷史虛無主義。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自信，就是要正確認識傳統文化的歷史地位和社會功能。歷史上，以儒學為核心內容，儒、道、釋融于一體的價值體系所構筑起來的傳統文化，為中國社會、經濟發展提供了源源不斷的動力。樹立對傳統文化的自信，就是要堅持文化的主體性

剛剛結束的上合組織烏法峰會正式啟動印度、巴基斯坦加入上合組織的程序。由此，長期來關于上合組織擴容的設想成為現實；上合組織內部建設基本完成。需要說明的是，上合組織組還是一個非傳統安全和經濟合作的多邊機構，擴容一直是自身和地區局勢發展所需要的。擴容首先考慮印巴兩個南亞大國，確實是慎重考慮的最佳選擇。筆者認為，印巴加入上合組織至少在以下幾個方面體現了其戰略意義。

研究要接地氣，理論才能有底氣。研究的地氣主要指兩個方面的內容，一方面是指借助于圖書館、檔案館的材料而研究出來的東西；另一方面是進行廣泛的田野調查，基于這些田野調查數據而研究出來的東西。沒有前人研究的成果，就不知道前人研究的狀況，也尋找不到研究從哪里開始。但沒有田野調查，就缺乏感性認識，完全靠邏輯推理既缺乏現實感，又缺乏科學性。

上海社科院軟實力研究中心研究員胡鍵高度肯定了本次會議的重要意義。他強調，內蒙古不僅僅是“一帶一路”起點之一，也是中蒙俄經濟走廊的起點。他從“茶－文化－一帶一路”的邏輯講起，表示在農業社會，茶是支柱產業之一；在當代，茶代表中國的一種獨特文化，茶文化的挖掘和推廣，有利于中華文明的重塑。在他看來，茶文化，同時也是草原文化，更是一種開放的文化。

胡鍵指出，這些公共產品可以包括全新的國際投融資規則、全新的國際貿易規則、全新的國際關系準則，通過這些全新的國際規則，“一帶一路”倡議將成為亞歐各國、各地區的經濟發展的最大公約數，使之能夠在亞歐地區發揮全新的整合作用。

上海合作組織高度重視安全合作，建立了打擊“三股勢力”、毒品及跨國有組織犯罪的合作機制，定期舉行聯合反恐演習，積極推進有關熱點問題解決，有效維護了地區安全和穩定。

中國是世界上第一個承諾“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或威脅使用核武器原則”的國家。中國也嚴格管理和維護自己的核設施，杜絕核原料外泄并積極參與打擊核走私。

國家安全并非草木皆兵，而是各有層次。盡管國家總體安全涉及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經濟安全、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等多個領域，但國家安全并非令人人自危，隨時可以觸及。國家安全具有層次性，政治安全、國土安全、軍事安全等屬于高級安全范疇，離個人相對于遙遠，文化安全、社會安全、科技安全等屬于低級安全范疇，公民個人的作用更加凸顯。

奧巴馬在芝加哥發表演說，盡管距其正式卸任還有近一周時間，但在這場演說中，奧巴馬曬出了自己的政績單，并對一系列問題發表了看法，頗有壯志未酬之感。盡管對特朗普有諸多不滿，奧巴馬還是承諾將與特朗普實現“平穩過渡”，使得這場演講雖非最終告別演說也勝似告別演說。奧巴馬與特朗普幾乎從未看對眼，盡管出于基本禮節和美國國家利益考慮，要實現平穩過渡。

澳大利亞有成為中美共同朋友的優勢。一是中澳之間并不存在核心利益沖突。澳大利亞與中國在安全領域沒有核心利益沖突，這可以確保即便雙方在某些問題上有不同的意見，也不會走上對抗道路，同時可確保中澳經貿關系作為兩國關系的“壓艙石”，促進雙方往來。二是美澳之間的高度戰略互信使得美國不會過于擔憂澳大利亞的離心傾向，美澳聯盟的鐵血友誼已經經歷了將近一個世紀的考驗。

中美兩國合則兩利、斗則兩敗是中美關系發展的基調所在。縱觀中美關系的發展歷程，兩國合作有利于實現互利共贏，而斗爭則往往是兩敗俱傷。當今，中美兩國利益交融更加深厚，中美兩國在雙邊、地區和全球問題上存在諸多共同利益。新型大國關系構建要求大國要學會用“合作共贏”的視角來超越“零和競爭”。在經濟全球化、地區一體化快速發展的今天，大國之間的經濟交往要更加深入開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