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政治中，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關系問題，關系到現代政治在中國的健康發展。隨著以依法治國為主題的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的閉幕，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關系問題，再次成為人們關注的焦點之一。中國政治以及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關系，都是在基于處理現實公共事務即國家治理過程中得以發展的。因此，可以從國家治理以及國家現代化角度來把握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關系，以期在全面深化改革的背景下，為正確處理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的關系，提供一些理論思考與對策建議。

　　國家治理中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

　　所謂國家治理，是指公共權力通過有效處理公共事務而形成有序公共生活的過程。實際上，它就是國家共同體范圍內的政治別稱，但在概念上，二者的區別在于，政治是以公共權力為軸心而定義的，而國家治理是以公共事務有效處理為軸心而定義的。在國家治理概念中，實踐性與有效性傾向更為凸顯。由此，國家治理體系更多是從有效處理公共事務角度出發來考慮參與的權力主體的安排。

　　在現代條件下，政黨、國家與社會是國家治理體系的三個主體要素。其中，國家是公共權力的主體代表，政黨是聯系社會并建構與運行公共權力的主要力量，社會是推動國家發展的決定力量。從國家治理的角度來看，只有上述三方面主體要素之間形成良性合作關系，公共事務有效處理以及有序公共生活建構，才能獲得理想的效果。

　　因此，如何處理政黨、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就成為現代政治背景下國家治理體系建設中的一個關鍵問題。在我國政治背景下，國家要素功能充分發揮的重要條件是依法治國，同時，政黨具有領導功能，社會具有決定作用。于是，政黨、國家和社會之間的關系，就表現為黨的領導、依法治國與人民當家作主之間的關系。其中，黨的領導，是指在政治結構空間之內的國家治理體系中政黨處于領導地位，對公共權力建構與運行產生主導作用，以及對社會力量具有整合與引導功能。依法治國，是指在國家結構空間之內公共權力運行以及各項公共事務處理應該遵循憲法與法律規范。人民當家作主，是指不論是在政治結構空間內，還是在國家結構空間內，對于整個政治發展來說，以人民為基礎的社會意志是具有決定性作用的。因此，三者之間，特別是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之間的關系，是針對不同邏輯空間內政治運行邏輯而言的，彼此不存在矛盾關系。正是基于此，中國共產黨才提出應該推動“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與依法治國的有機統一”。

　　在現代政治發展邏輯與中國政治發展歷史邏輯的共同演繹下，現代國家治理形態在中國的生成，是遵循黨建國家路徑來實現的。因此，黨與國家的關系，就被歷史性地提出來了，并成為中國政治發展中一對關鍵問題。于是，黨的領導與依法治國關系的處理，就伴隨著整個現代中國政治發展的全過程。

　　全面深化改革與國家治理現代化

　　為克服現代化建設對組織化訴求與中國傳統社會一盤散沙狀態之間的矛盾，新中國成立后，我國在宏觀上建立了以國家權力為主導的計劃經濟體制，在微觀上建立了以基層黨組織為核心的單位社會體制，為現代化建設奠定了組織化基礎。隨著組織化邏輯演進，以黨代政以及社會自主性萎縮等現象開始出現。

　　為了使現代化建設獲得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中國共產黨作出改革開放的決定。經過一段時間的調整與改革，黨的十四大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由此現代社會基因開始被植入。為了適應市場經濟體制對國家法治建設的要求，黨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國，標志著現代國家建設進入全面啟動階段。隨著市場經濟體制建立與依法治國的提出，與之互動的政黨自身建設也需要調整，于是黨的十六大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市場經濟深化與網絡社會生成，一方面使社會多元特性開始出現，另一方面使大量社會組織開始生成，由此黨的十七大提出和諧社會建設任務，標志著現代社會在中國生成。至此，作為現代國家治理體系的主體要素基本生成。

　　雖然主體要素基本生成，但是，我們也發現兩個現象：一是各要素的功能尚未獲得充分發展與發揮，二是各要素之間尚未基于現代國家治理體系整體要求形成內在有機化。為此，在黨的十八大基礎上，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基于頂層設計全面深化改革，以推動國家治理體系與治理能力的現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