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

來源：光明網-理論頻道2020-12-14 16:31

　　【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

　　作者：西南政法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副教授、政治學研究所所長　吳宇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的實踐充分證明，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以營造良好外部環境，是中國創造“兩大奇跡”的關鍵要素。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世界經濟下行風險上升，維護并積極營造良好外部環境的戰略重要性更加明顯。進入新發展階段，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國應以積極營造良好外部環境為導向，在堅持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的總目標、堅持并不斷深化全方位外交布局的基礎上，順應全球經濟治理體系變革的歷史大勢，積極引導世界經濟議程，推進對外開放，促進國際合作、實現互利共贏，為實現“十四五”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作出應有貢獻。

　　一是以促進世界經濟增長為要旨，推動二十國集團充分發揮國際經濟合作功能。二十國集團是應對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的產物，匯集了主要發達經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代表著世界經濟版圖的新變化，旨在促進各國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合力促進全球經濟增長，尤其是加強全球經濟和金融議程國際對話。自成立以來，二十國集團逐步發展成為當今世界公認的國際經濟合作主要平臺。但也應該看到，以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為代表的全球經濟治理體制機制，仍占據著國際經濟格局主導地位，二十國集團的非正式論壇屬性，制約了其國際經濟合作功能的充分發揮。與此同時，全球金融監管的缺失，是二戰結束以來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在金融領域的重大短板和弱項，也是影響世界經濟穩定和持續增長的關鍵變量。為此，當前和未來一段時期應緊緊圍繞促進經濟增長這一核心議題，以推動國際金融體系改革、加強全球金融監管為突破口，積極探索在二十國集團框架下設立全球金融監管機制，使關于國際經濟、貨幣政策和金融體系重要議題的建設性和開放性對話向常態化制度化安排轉變。其中，中國應以金磚國家開發銀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新型區域性國際金融機構為依托，在二十國集團框架下促進世界主要經濟體戰略共識、探索設立全球金融監管執行機構、推動制定全球金融市場的法律標準和技術標準，提高自身參與國際金融治理能力，增強二十國集團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的動力。

　　二是以維護多邊貿易體制為導向，完善積極參與世界貿易組織改革的中國方案。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機制是經濟全球化和自由貿易的基石。但經濟全球化進入深度調整期，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上升，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受非經濟因素影響而遭受沖擊，正破壞著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機制的基礎，加劇了世界貿易組織改革論爭。中國作為多邊貿易體制的積極參與者、堅定維護者和重要貢獻者，應以維護多邊貿易機制為導向，聚焦強化和優化爭端解決機制、完善發展中國家和市場經濟地位認定標準、促進國際貿易自由化的多邊協定談判等三大改革領域，在各方改革分歧中尋求改革最大公約數。在改革爭端解決機制上，可綜合考慮限制爭議條款解釋范圍、增加常設上訴機構人員并且延長任期等改革訴求，提出一攬子建設性改革方案。在發展中國家身份和市場經濟地位認定問題上，中國仍應堅決反對把市場經濟地位與發展中國家身份掛鉤，但可綜合世界經濟增長貢獻度與世界貿易占比等因素，加快探索逐步減少享受差別待遇和適度增加承諾相結合、強化知識產權保護和優化政府監管相統籌機制。在促進多邊協定談判上，探索向工作組下沉的方式尋求突破。特別是，中國應充分利用自身在電子商務、人工智能產業和技術領域的先發優勢，推動電子商務事宜工作組先行先試。此外，還應以靈活多邊主義，凝聚世貿組織改革共識，規避某些極端行為帶來的不確定性不穩定性風險。

　　三是以參與區域投資貿易合作為重點，完善參與區域自由貿易安排的應對方案。中國需正視逆全球化思潮抬頭伴隨的全球化進程受阻、區域主義復興這一重大現實，亟需在堅定推進新型全球化、推動世界貿易組織改革的同時，綜合考量新形勢下區域投資貿易合作面臨的新機遇和新挑戰。一方面，全球疫情的發生及其持續蔓延，加速了全球供應鏈產業鏈在地區間以及同一區域不同經濟體之間的重組步伐。另一方面，這次美國大選后，美國極有可能加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CPTPP），《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定》（TPP）或大概率被重新激活。在此情況下，中國加快《區域全面經濟伙伴關系協定》（RCEP）審批進程，利用CPTPP現有成員國歡迎和支持中國加入的利好態勢，在美國加入CPTPP前適時加入其中，就變得極其重要和緊迫。相對于美國先期加入并主導CPTPP給中國帶來的戰略性負面影響，CPTPP在國企、環保、政府采購、零關稅等條款造成的短期負面影響，可借鑒加入WTO的經驗，通過尋求獲得一定的過渡期和設置特殊條款等方式予以消解。特別是，在過渡期內，中國可以通過加快完善《外商投資法》等法律體系，進一步“倒逼”全面深化改革和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局。由此，中國應有效地抓住美國新政府上臺并加入CPTPP產生的有限窗口期，加快與日本、加拿大等主要成員國的談判，化被動為主動。

　　四是以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為依托，加快實施我國自貿區提升戰略。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掌握發展主動權的戰略抉擇，要求將中國超大市場規模和系統完備的生產體系的優勢，切實地轉化為參與國際合作和競爭的新優勢，為實現“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目標和2035年遠景目標注入新的動力。在此過程中，堅定不移全面擴大對外開放始終是主線，建設開放新高地、促進外貿創新發展等則是重點。近年來，中國陸續推出自由貿易試驗區、自由貿易港等創新舉措。這些率先示范舉措，明確發出了中國推動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以建設性姿態參與全球經濟治理，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的信號。但中國要加快實施我國自貿區提升戰略，關鍵在于推動構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貿區網絡落地落實。要在總結自貿區經驗的基礎上，以賦予自貿區更大改革開放自主權為契機，以推進共建高質量“一帶一路”為框架：首先，統籌全方位開放新格局和區域協調發展戰略，引導省級自貿區錯位發展，以規避同質化競爭，形成差異化競爭優勢。其次，在面向周邊和特定地區自由貿易網絡方面，鼓勵并激勵各省級自貿區順應區域一體化復興趨勢，實施抱團“走出去”戰略，以規避同方位競爭，形成主攻性競爭合力。最后，引導省級自貿區明確自身在國內大循環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的定位，尤其是面向全球的產業鏈供應鏈中的位置和角色，以規避同鏈條競爭，形成全鏈條競爭動力。

　　此外，加快推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與建設需夯實并優化國家治理向度的基礎。理論與實踐表明，積極應對外部環境變化帶來的沖擊挑戰，關鍵在于辦好自己的事，尤其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是當代中國的兩大戰略考量，要更好地營造良好外部環境，必須堅持統籌性的整體思維，使其形成良性互動。究其原因，全球化時代的國家治理具有重要的全球治理價值和意義，一國參與全球治理的根基在于其自身的國力，改善國家治理更是推動實現全球深度治理的根本路徑。為此，我們既要深刻認識全球治理對國家治理帶來的外部沖擊，也要敏銳把握國家治理對全球治理的能動作用，在推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與建設進程中嵌入國家治理的向度，并不斷夯實并優化國家治理向度的基礎。這意味著，中國在加快推進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改革與建設的進程中，要把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具化為推進全球治理與國家治理的良性互動，把目光由外向內，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其中，中國要以加強國家能力建設為重點，推動實現政府、市場和社會的均衡發展，推動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國家治理效能，增強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抗風險能力，激發引領全球經濟治理變革的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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