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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劉子曦（廈門大學社會與人類學院副教授）
數字時代，信息通信技術從根本上改變了人們互聯的方式，智能手機和無線互聯網成為人們彼此相連的端口，傳統上面對面的交往模式開始被虛擬化的數字連接取代。在社交平臺中，每個人似乎都可以與他人便捷相連，擺脫現實空間中傳統社會關系的束縛，在流動的數字空間中構建自己的社交邊界，獲得控制社交距離的自主權。一種連接在場、自由聯合、精準陪伴的“淺度交往”逐漸成為青年群體的新型社交方式，“尋找搭子”“云端愛情”“止于點贊”正是這種新型社交方式的鮮活寫照，越來越多的人通過社交平臺尋找陪伴與情感支持。但在輕便快捷的交往方式背后，高質量的人際關系卻日漸稀缺。渴望親密與社交倦怠的矛盾心理讓不少青年人對深度的親密需求失去信心，逃避人際交往中的時間成本與情感付出，陷入原子般的“數字化孤獨”之中。
“數字化孤獨”本質上是網絡社交在人們情感結構上的投射。這種由圖文符號與信息交互構造的網絡社交只是產生一種碎片化的淺度連接，與生活世界中由在地關系、群體協作、社會活動交織出的人際網絡彼此疏離，從而促生了一種孤獨的心理狀態。它的形成指向當代青年群體社交形態的三個特點。
首先，當代青年群體沉迷于線上交往的狂歡，但缺乏線下的聚合與溝通。互聯網創造了高度自由且個性的參與機會，反而讓現實場景中的交往顯得吃力且束縛重重，越來越多的青年人以“社恐”來形容這種喪失自由感與自主權的情緒感受，試圖以逃離的方式重回由數字技術構造的想象空間，理解他人與調整自我的意愿顯著退化。
其次，青年群體透過數字化形象與他人進行交往，卻也因此陷入對數字他人的信任危機。一方面，數字化的媒介身份并不完全可信。當自我對他人的理解完全建立在對方的個人敘述與符號展演上，就相當于進入了一個由對方打造的“擬態環境”之中，文字和圖像很可能是精心構建的技術遮蔽，數字技術與數碼物的傳遞無法取代面對面互動帶來的信息流露與經驗感知。另一方面，數字化的媒介身份并不完整真切。在“帶著面具起舞”的社交平臺中，精心展現的網絡形象只能反映個體的一部分特征，這種完美的幻象雖然能帶給人理想自我的瞬時滿足，卻也造成了一部分信任感的缺失，導致美化自我與懷疑他人同步而行。
再者，青年群體對大規模的淺層交往抱有期待，卻在尋找“親密陌生人”的過程中屢屢失望。親密認同的形成有賴于人際過程中“自我袒露與他人回應”的循環。數字技術與社交平臺擴大了人的溝通范圍，親密認同的對象似乎可以跳脫出熟人關系，拓展為網絡中的陌生人，但這種親密且陌生的交往狀態卻容易斷裂。由于社交過載，人們縮減了給予社交好友情感支持的平均深度，自我袒露難以獲得足夠的情感支持，也難以在訴說者與傾聽者之間建立彼此認同，反而出現了雙方對情緒價值的爭奪與計算。
“數字化孤獨”映射出當代青年的社交困境，背后涉及到的是技術發展、群體心態和社會變遷的共同作用。
一方面，互聯網的迅速發展和移動設備的便攜性使得青年群體可以便捷地接入各類社交媒體，社交媒體平臺將大量、遠處、互不相識的陌生人匯聚在一起，使得遙遠的聯系得以建立，為青年群體提供了低成本交友的機會。但相較于面對面交往，互聯網上建立的聯系更多是一種均等的“點贊之交”，大量無差別的數字關聯替代了具有情感意義的人際關系。
另一方面，青年群體對于人際關系邊界的強調一定程度上阻止了數字關聯進一步轉化為深度聯系。現代社會中，青年群體的隱私意識和邊界意識日益增強，青年群體對于人際交往的訴求是保持自己邊界的同時不侵犯他人邊界，這種邊界不僅是物理距離上的，更是心理距離上的。邊界感雖然維持了社交的尺度，但也使得人與人之間的深度聯系更難建立。互聯網則進一步加劇了社交邊界的打造。不同于面對面的全方位交往，人們可以在互聯網上設置各種數字邊界，比如“朋友圈僅三天可見”“不能通過群聊添加好友”。一旦感覺邊界被觸犯，便迅速發起單邊行動，拉開社交距離。
同時，社會的快速變遷制約了深層社交關系的建立。如德國社會學家齊美爾所言，現代社會充滿變化和刺激，人們在反復經歷刺激的同時變得麻木，喪失與他人建立深度聯系的意愿。快節奏的生活方式將人們的時間切割為碎片化的時間，人們將碎片化的時間用于與他人的交往，在零碎的時間里隨手與他人閑談交流，一旦人們回歸工作或休閑的大段時間，碎片化的交往就會斷裂并再難重新拾起，使得情感更加難以深入。
青年群體的“數字化孤獨”是數字技術全面入侵社交生活的產物，因此破解“數字化孤獨”本質上就是探討如何讓數字技術更好地服務于人與人之間的關系。
我們應當看到每一種技術在融入社會的過程中具有的“兩面性”，認識到它“不是非此即彼的結果，而是利弊同在的產物”。青年群體需要意識到數字技術既為人們傳播信息、驅散孤獨帶來便利，也可能異化為操縱情感與判斷力的力量，讓使用者淪為虛擬社交平臺中的數字勞工與免費流量。面對不斷升級的數字社交產品，反而需要青年人意識到沉浸式社交環境背后的營銷策略與運作邏輯，從而與社交媒體生成的感官刺激與虛擬自我保持距離。
對于廣大青年群體而言，走出數字化孤獨有賴于建立善意的社交觀。生活中的他人和自己一樣，都是有情感有尊嚴的主體，不是數字化的客體或滿足自我需要的工具。正是在互為主體的交往過程中，才有了合作、共情與感動，才可能孕育深刻的親密關系與情感生活。試圖通過數字技術將社交對象客體化、工具化，除了放大虛幻的自我主體性，并不會增進真實的個人幸福。幸福是來自他人心靈的高貴禮物，拒絕真實的人際連結相當于自絕于幸福世界之外，完全的情感自主也就意味著絕對的心靈孤獨。社交媒體可能許諾了完美的關系，但依靠符號與技術構造的虛擬世界無法與可感知、有溫度的現實世界相互兌換，在地化的關系盡管不完美，卻是通往真實的幸福生活的密碼。
在數字時代整體戒斷社交媒體并不現實也無必要。青年群體需要提高數字素養，將社交媒體發展為健康生活方式的有力支點，而非屏蔽真實生活的數字屏障。數字技術不是需要對抗的敵人，是與使用者共存與共變的對手。社交媒體并不必然意味著原子化生存，也可以成為塑造社會性自我的途徑，這需要使用者發揮能動性來界定社交媒體與自身的交互方式，制訂符合自身特點的使用方案，在抵達虛擬世界中的“遠方”后，仍對日常生活中鮮活生動的“附近”保持興趣，在擁有了即時通信技術之后，仍然記得如何去思念一個遠方的人，觸碰一個近處的人。
【中國互聯網發展基金會中國正能量網絡傳播專項基金資助支持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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