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黃陽華（中國人民大學應用經濟學院教授）

　　制造業是實體經濟的基礎，也是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的支柱。我國發展的物質基礎，得益于新中國快速工業化推動了制造業升級。實現了現代化的世界大國，無不建立在強大的制造業之上。要從統籌“兩個大局”的層面，高度重視保持制造業比重基本穩定，鞏固壯大實體經濟根基，夯實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物質技術基礎。

　　一、“無工不現代化”

　　18世紀工業革命涌現出的新技術、新產業、新生產組織和新基礎設施形成了協同效應，助力部分國家率先開啟了以工業化、城市化、全球化、世俗化、法治化為共同特征的現代化。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后全球發展實踐表明，制造業比重的提高，通常與更快的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更明顯的農業、服務業乃至整體經濟效率提升，更多的高效率就業機會和更高的居民收入，以及更廣泛的全球貿易和資本流動顯著相關。這些典型案例即所謂“無工不富”的明證。進入新世紀以來，制造業在支撐消費綠色化、智能化、個性化升級，保障國家創新體系高效運轉，促進減貧、改善收入、維護女性發展、擴大基礎設施建設等可持續發展目標方面，以及保障糧食、能源和產業鏈安全等領域扮演了重要角色。從“無工不富”到“無工不現代化”，充分表明了制造業在一國發展中的作用不僅沒有弱化，反而其內涵得到了進一步延伸。

　　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社會主義工業化建設取得了輝煌成就。從“一五”計劃開始，我國就逐步建立起相對獨立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改革開放后，我國充分利用比較優勢參與全球產業分工體系，提高全球資源配置水平。進入21世紀，我國在不斷擴大制造業開放的基礎上，開啟了新型工業化道路，加強培育壯大戰略性新興產業，建立了世界最完整的現代工業體系，迅速成為世界第一制造大國。制造業發展對我國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大國、第一外資流入國、第一外匯儲備國作出了重要貢獻。

　　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國在產業領域貫徹新發展理念，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更為重視產業創新驅動發展和自立自強，更為重視維護產業鏈安全，更為重視產業可持續發展和區域平衡發展，推動產業朝著智能化、綠色化、融合化方向發展，建設世界“制造強國”不斷取得新成就。

　　黨的二十大報告擘畫了2035年我國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體目標。在這些目標中，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建成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廣泛形成綠色生產生活方式，國家安全體系和能力全面加強等，有些目標是推動制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支撐條件，有些目標是要求進一步發揮制造業在保增長、防波動、促創新、提效率、促開放、穩就業、支撐“雙碳”目標、改善治理和保安全中的重要作用。

　　從我國實現“兩大奇跡”的發展經驗，以及全球發展“無工不富”和“無工不現代化”的事實，可以得出進入新發展階段要把制造業的高質量發展放在更為突出的位置。加快建設以實體經濟為支撐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是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迫切需要。

　　二、重視制造業比重下降的風險

　　發達國家產業結構調整的歷程表明，隨著一國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制造業比重呈現先上升后下降的“倒U型”特征，即“制造業庫茲涅茨曲線”。這一“去工業化”現象，常被認為是高收入國家所特有的發展特征。但是，近30年來越來越多的國家在中低收入水平階段,便出現了制造業比重下降的“過早去工業化”，表明發展中國家通過工業化實現現代化的難度在加大。

　　當一國的制造業比重進入下降階段，制造業的規模經濟與效率經濟逐漸弱化，對經濟社會發展產生多方面的不利影響，集中表現在三個方面。一是在制造業比重下降的過程中，資源要素從高效率的制造業部門流向效率相對較低的服務業部門，將面臨經濟增長“結構性減速”的挑戰，加大了陷入貧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以巴西為例。該國制造業比重于2012年達到峰值，此時的人均國民收入距離高收入國家門檻僅一步之遙。此后不到十年時間內，隨著制造業比重逐漸下降，巴西人均國民收入下降了約1/3。又以日本和韓國為例。從20世紀60年代到20世紀末，在兩國制造業比重上升的階段，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均快速增長。進入新世紀，隨著兩國制造業比重下降，韓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速度放緩乃至停滯。

　　二是制造業比重下降造成國家創新體系效能下降。以美國為例，20世紀80年代后美國制造業加速對外轉移，制造業占比持續下降。即使美國仍然是世界科技創新中心和人才中心，但是缺乏必要的本土制造業支撐，美國科技創新成果轉化效率低下，長期經濟動力和國際競爭力面臨挑戰。為此，全球金融危機后美國積極推動制造業回流，發展“在岸制造”、“友岸制造”，更為重要的目的在于提升國內制造業比重，提升國家創系體系的綜合效能。

　　三是制造業比重下降導致“藍領”工人失業率上升，大量有保障的、全職的、高薪工作崗位，變為缺乏保障的、兼職的、底薪的崗位，不僅導致居民福利水平下降，而且制造業“銹帶”地區更容易成為社會矛盾的集中地，或者滋生民粹主義和逆全球化思潮的溫床。此外，拉丁美洲國家制造業比重下降，還拉大了居民收入差距。

　　我國制造業比重經歷了持續快速增長階段后，近年來已經出現了制造業比重下降的現象。需要認識到，我國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沒有變，我國是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的國際地位沒有變，解決不平衡不充分發展的社會主要矛盾，在未來發展和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必須保持制造業的穩定發展。

　　三、積極應對制造業比重下降的路徑

　　我國制造業比重下降的主因有三。制造業產品的市場競爭程度更高，制造業效率提升可能造成制造業產品相對價格下降，對制造業比重下降形成第一重壓力。我國正處于消費品質由中低端向中高端轉變、消費形態由物質型向服務型轉變過程中，國內產品供給質量難以有效滿足消費升級，購買力外流對制造業比重下降形成第二重壓力。一些發展中國家具有更低的要素成本，吸引我國制造業企業對外轉移，對制造業比重下降形成第三重壓力。

　　維持制造業比重穩定，有效路徑在于應對以上三重壓力。一是提升我國制造業產品定價能力，保持有效率的制造業比重。這是解決效率提升而相對價格及比重下降的矛盾的關鍵所在。要推動我國制造業從低成本優勢，轉向基于技術創新、品牌溢價、標準控制和文化賦能等因素的非價格競爭。針對東部地區制造業產能閑置，與中西部地區非農業用地閑置、人力資本閑置、高標準基礎設施閑置等“四閑置”情況，更好利用大國經濟特有的東部西部兩種市場、兩種資源，建立基于資源再配置效率而非簡單按照“傳統”“低端”產業梯度轉移的新體系。順應三次產業融合、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趨勢，推動“制造業+”現代農業、數字經濟發展，挖掘現代化產業體系中的制造業含量。

　　二是更好發揮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保持有支撐的制造業比重。我國高速鐵路、無線通信、特高壓、新能源汽車等諸多產業成功經驗表明，超大規模市場具有分攤創新成本、推動創新擴散、提供初始市場、維持研發投入等作用，要加強擴大內需戰略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拉動作用。在公共需求領域，加強重大投資項目帶動制造業發展效應評估，加強短期總需求管理政策對制造業長期升級拉動作用的評估。在居民需求領域，要順應需求高端化、個性化、智能化、綠色化趨勢，引導制造業加快從滿足“數量型短缺”向“品質型短缺”轉變，抓住需求結構服務化過程中相關配套制造業的發展機遇。

　　三是提升國際競爭力，保持有韌性的制造業比重。面對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于我國的低要素成本優勢，要看到我國具有綜合效率優勢。以越南為例，目前越南的平均時薪約為我國的一半，但是按照勞動生產率—要素成本比”指標，我國“嘉峪關—萬寧線”以東絕大多數省份相比于越南，仍然具有繼續發展制造業的優勢。在此基礎上，要繼續釋放我國重載高速公路橋梁、高吞吐量港口、洲際班列等高等級物流設施，高電壓、超穩定電網、零碳電網等高標準工業能源設施，以及高速網絡覆蓋、中西部大數據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對制造業的競爭優勢。堅持開放合作，全面落實我國已經與近40個國家，以及與東盟、瀾湄國家等多邊組織的產能合作協議，加強制造業對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的支撐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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