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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旭章（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教授、博士生導師）
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為未來5年甚至在更長的時間內搞好經濟工作提供了遵循。
過去10年，我們取得了巨大成就，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經濟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躍上新臺階，中國模式得到越來越多的認可和贊嘆。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增加到8.1萬元；全社會研發投入與國內生產總值之比由2012年1.91%提高到2021年2.44%，全球創新指數排名由第34位上升到第11位；城鎮化率由53.1%上升到64.7%；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由2.88:1降至2.5:1，城鄉差距明顯縮小；人均預期壽命提高到78.2歲，在疫情期間超過美國；歷時八年的持續奮斗，使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這一速度被世界銀行贊嘆史無前例；建立起世界上規模最大的教育、社會保障體系、醫療衛生體系，現代化步穩蹄疾。
同時，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世紀疫情影響深遠，逆全球化思潮、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上升，世界經濟未見復蘇卻又陷入新的動蕩。俄烏等地區沖突頻發，全球經濟不確定性因素增多。我國自身經濟改革深層次矛盾逐步顯現暴露。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突出，科技創新能力還不夠強；糧食、能源、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和防范金融風險還有不少問題；城鄉區域發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較大；群眾在就業、教育、醫療、托育、養老、住房等方面面臨難題；生態環境保護任務依然艱巨。戰略機遇和風險挑戰并存、不確定難預料因素增多，各種“黑天鵝”“灰犀牛”事件隨時可能發生。我們既要看到成績，對未來充滿信心，也要直面挑戰，對新老問題一個一個地破解，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黨的二十大是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二十大報告提出了一系列新論斷、新思路、新戰略、新舉措，特別是在經濟方面指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并強調“我們要堅持以推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起來”，這為未來5年甚至在更長的時間內搞好經濟工作提供了遵循。
中國是一個大國，經濟要保持長期穩定不能過度依賴短期刺激政策，需要在中長期堅持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高質量發展。同時，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即使沒有新冠疫情和近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動蕩，也需要把長期經濟增長動能架構在內部供需基本平衡上，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并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機結合，逐步形成以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均衡。作為一個大國經濟體，經濟增長主要應當建立在報酬提高驅動的內需上，尤其注重擴大全面消費，提升傳統消費，培育新型消費，適當增加公共消費；要減少對出口或邊際效益遞減的投資的依賴。
第一，要完善分配制度，努力增加百姓收入。分配制度是促進共同富裕的基礎性制度，只有收入增加，才能從基礎和制度上帶動消費。必須堅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并存，協調統籌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之間的作用和關系。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探索多種渠道增加中低收入群眾要素收入，多渠道增加城鄉居民財產性收入，使居民收入增長和經濟增長基本同步，勞動報酬提高與勞動生產率提高基本同步。
第二，健全就業公共服務體系，最大限度地支持就業。就業是最基本的民生，也是絕大多數家庭的主要收入來源。從政府層面，要完善重點群體就業支持體系，加強困難群體就業兜底幫扶，統籌城鄉就業政策體系；健全終身職業技能培訓制度，完善勞動關系協商協調機制，加強靈活就業和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破除妨礙勞動力、人才流動的體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響平等就業的不合理限制和就業歧視。企業要承擔自己的社會責任，在疫情期間與職工共渡難關；個人要積極參與就業，以積極樂觀的心態，不斷提升自身能力和素質。
第三，進一步完善社會保障和養老、醫療保險制度體系。社會保障體系是人民生活的安全網和社會運行的穩定器。健全覆蓋全民、統籌城鄉、公平統一、安全規范、可持續的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特別要深化醫藥衛生體制改革，促進醫保、醫療、醫藥協同發展和治理。深化以公益性為導向的公立醫院改革，規范民營醫院發展。完善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制度，發展多層次、多支柱養老保險體系。提升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水平，健全多層次社會保障體系，保證百姓基本生活，消除人民群眾的消費后顧之憂。
第四，處理好中長期與短期擴大內需的關系。長期擴大內需要靠收入水平提高、社會保障制度完善等基礎性設計，但投資卻可以在短期形成需求，因此在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時期不能忽視投資作用。考慮到我國儲蓄水平比較高，經濟下行期一般民間投資意愿不強，以政府投資啟動和刺激經濟回升，創新地方政府專項債使用仍然是優先選項。政府債務雖受到總的政府債務余額與GDP比例的限制，但恰恰是在經濟下行時需要刺激經濟的政策組合。以政府專項債的形式，直接支持有收益的公益投資項目，“自求平衡”，不計入財政赤字，卻同樣的有帶動經濟的作用，現在在這方面還有較大政策空間。
第五，以積極的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支持擴大內需。“加強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協調配合，著力擴大內需，增強消費對經濟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和投資對優化供給結構的關鍵作用”。從財政政策方面講，我們一直講減稅降費，總體效果是好的。但是，疫情期間，伴隨減稅，非稅收入卻大幅度上漲，不少企業負擔并沒有實質性減少，有的甚至還有所增加，不利于市場主體提振信心和逆轉預期。一些地方財政在各種隱形支出（如疫情支出）的壓力下，出現了相當的虧空，導致無法實施相應的積極財政政策。這就要求在實施積極財政政策中處理好中央與地方，以及地方各級政府之間的財政分配和政策負擔關系，使各級政府支出、財政能力與刺激政策任務的承受能力相匹配。從金融方面講，在防范風險的前提下，要以寬松、低成本資金為擴大內需貢獻力量。
第六，擴大內需與穩定和擴大外需相結合。當前國際經濟形勢風險與機遇并存，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不是否認國內國際雙循環，而是以國內循環促進國際循環，實現相互促進的雙循環。實際上，不管是疫情嚴重的2020年，還是今年前三季度，出口和外需的貢獻都有較大提升。我們要“堅定不移擴大開放”“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增強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聯動效應”，盡一切可能最大化利用擴大開放擴大外需，促進進出口、內外需相協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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