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建（山東大學人文社科期刊社社長、金融研究院教授）

　　新型農村集體經濟是集體成員利用集體所有的資源要素、通過合作或聯合實現共同發展的一種經濟形態，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重要形式，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把好鄉村振興戰略的政治方向，堅持農村土地集體所有制性質，發展新型集體經濟，走共同富裕道路”。大力發展新型集體經濟是推動農村共同富裕的重要戰略舉措。黨的十九大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就將壯大集體經濟作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重要舉措。隨后《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意見》以及《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要求“探索農村集體經濟新的實現形式和運行機制”“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再次強調“發展新型農村集體經濟”。這些都充分說明黨和國家對于新型集體經濟在鄉村振興和農村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有著全面系統的認識，進行了全面部署。當前，新型集體經濟已經成為適應我國農村勞動力結構、生產方式以及公共產品供給等方面重大變化，促進農村共同富裕、實現鄉村振興的主要途徑。

　　新型集體經濟是促進農民共同富裕的重要途徑

　　所謂新型集體經濟，是指在農村地域范圍內，以農民為主體，相關利益方通過聯合與合作，形成的具有明晰的產權關系、清晰的成員邊界、合理的治理機制和利益分享機制，實行平等協商、民主管理、利益共享的經濟形態。新型農村集體經濟的實現形式并不是唯一的，不僅包括改造后的農村集體所有制經濟，也包括基于私有產權形成的合作制和股份合作制經濟，以及公有產權和私有產權聯合的混合型集體經濟。傳統意義上的農村集體經濟主要是勞動者的勞動聯合，而新型集體經濟不僅包括勞動者的勞動聯合，還包括勞動與資本、技術、管理等聯合。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農業的生產結構、勞動力構成、農業技術供給等方面都發生重大變化，農業生產方式也隨之發生改變，規模化經營的比重愈來愈高。農業規模化經營所要求的資本投入、技術服務水平以及與市場對接的能力，不是單一農戶能夠具備的，相應的經營風險也不是單一農戶能抵御的。在此背景下，新型集體經濟應運而生。在新型集體經濟推動下，農業生產的組織方式、抗風險能力、規模和盈利水平都發生了根本性變化。

　　首先，新型集體經濟通過整合農業要素形成一定規模，產生規模經濟效應。不論是在農產品生產、加工、銷售等行業，還是在鄉村旅游等領域，一旦形成一定規模，就可以顯著降低生產服務成本。在種子、化肥、農技服務、農產品銷售、鄉村旅游軟硬基礎設施等方面，通過新型集體經濟組織都可以得到比單一農戶更低的價格和更好的品質。新型集體經濟組織還可以顯著提高農產品及服務的收益。農業收益低一直是制約農村發展、農民致富的一個主要障礙。以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為主體進行議價，能夠大幅度提高農產品及其服務的價格，進而提高農業收益水平。同時，新型集體經濟組織在整合各種要素的過程中，能夠產生聚合效應。比如將分散于農戶的土地整合在一起，將原來用于分割地塊的田埂、道路、溝渠等恢復整理為土地，可以增加實際可利用土地面積。隨著要素的整合聚集，新型集體經濟組織利用規模經濟效應更容易獲得外部投資和合作，從而有助于改善農業、農村投資不足的局面。通過將家庭小規模同質化的生產引上現代農業發展軌道，新型集體經濟改善了農業生產和服務的條件，更加有效地規避了市場風險，從而能夠持續增加農民收入。

　　其次，新型集體經濟擴大了農民的收入來源，提高了農民收入的穩定性。新型集體經濟對農村資源進行整合，不僅使農民從小戶分散經營中脫離出來，而且增加了農民的收入來源。農民把農地承包經營權、宅基地使用權、房屋等作為投入，可以獲取投資性收益；作為職業農民，農民個人可以在新型集體經濟中憑借勞動獲取工資性收益；農戶家庭與新型集體經濟組織進行合作，可以獲得經營性收入。新型集體經濟在擴大農民收入來源的同時，還明顯提高了農民收入的穩定性。一方面將農民組織起來，讓農民擺脫分散經營的狀態，有效降低了個體經營的風險，增加了收入的穩定性。另一方面，一些留守農村的農民缺少足夠的非農就業能力，難以走上致富路。新型集體經濟可以根據他們的人力資本水平提供對應的工作崗位，對老弱病殘農民優先提供一些公益性崗位，從而很好地將集體發展與農民的主觀能動性結合在一起，更加有效地推動全體農民共同走上富裕路。

　　新型集體經濟促進提升農村公共服務水平

　　農村公共服務水平低于城市是城鄉差距的一個重要方面。新型集體經濟為村集體提供了更多收入來源，憑借這些收入以及政府的投入，村集體可以有效改善和提高村莊的公共服務水平，彌補公共服務短板。

　　為鄉村提供更多發展型基礎設施。近年來經過政府的大力投入，農村基礎設施有了顯著改善，道路、水電、垃圾清運等基礎設施基本得到完善。但這些都是最基本的基礎設施，村莊發展有時候需要一些特定的基礎設施，如淘寶村對于互聯網、快遞服務等有著較高需求，發展鄉村旅游的村莊需要更為完善的停車場等基礎設施。利用新型集體經濟的收益，村集體可以有效供給這些發展型基礎設施，不僅提高村民的獲得感，還能夠顯著提升村民和村莊的收益水平。

　　提供更為完善的農村養老服務。相比于城市，農村的養老服務供給更為薄弱，不僅養老床位少，而且保障水平低。利用新型集體經濟的收入，不少村莊已經有能力持續提高本村的養老服務水平。基于不同地區集體收入水平，村集體提供了從免費一餐飯、發放老年補貼到免費入住村養老院等養老服務，有效補充了國家的養老服務，甚至一些集體經濟收入高的村莊已經由村集體主導了本村的養老服務，為老年村民提供包括醫療康養在內的較高水平的全面養老服務。

　　不斷豐富村莊精神文化生活。新型集體經濟在重構農業生產方式的同時，也帶動和豐富了村莊的精神文化生活。新型集體經濟深入農業產業并逐步拓展到第二、第三產業，使抱團發展的農民看到了提高富裕水平的希望，村集體有了凝聚力，村民則有了精氣神。依托于新型集體經濟，村集體能夠開展更多活動，有效實施更多促進村莊良性發展的舉措。比如建立美德積分制度，家庭和睦、孝敬老人、庭院美麗、鄰里互助、熱心公益等都可以得到積分，這些積分不僅是村內榜樣評比的依據，還可以憑借積分兌換生活用品。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促使村集體的向心力、全村的凝聚力顯著增強，村莊活力得到充分激發。

　　有助于吸引更多年輕人建設農村。宜業、創業是吸引年輕人在農村工作的關鍵，新型集體經濟不僅能夠利用產業崗位吸引年輕人的參與，而且可以為年輕人創業提供靈活的組織形式。農村美麗良好的生態環境、升級后的居住環境、村莊鄰里互助的熟人文化，都有助于吸引年輕人返鄉創業。

　　加快推動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

　　根據農業農村部的數據，截至2020年底，全國共有村集體經濟組織53.2萬個，其中有經營收益的村集體組織41.9萬個，所占比例達到79%，相較于2016年的49%有了明顯提升。但要注意的是，年收益超過50萬元的村集體占比不到9%，仍有超過45%的村集體組織經營收益為零或小于5萬元，農村集體經濟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較為突出。

　　發展新型集體經濟不是走老路，而是適應農業農村發展新形勢的必然選擇，是鄉村振興的有力載體，是實現農村共同富裕的有效途徑。必須按照中央的統一部署，對新型集體經濟進行集中投入，將發展新型集體經濟作為下一步“三農”工作的核心工作之一。首先，整合政府的扶助投入和政策，加快推動新型集體經濟的發展；其次，通過多種渠道強化對新型集體經濟的人才投入，特別是形成吸引年輕人投身新型集體經濟的體制機制，激發和形成持續發展活力；再次，加快數字下鄉步伐，打造高標準、一體化的集體資產運營與監管數字化平臺，加快數字農業、數字農村的發展，在確保集體資產安全的同時，鼓勵新型集體經濟打造“農業+”全產業鏈，壯大規模提高收益；最后，完善促進新型集體經濟發展的各種配套機制，搭建包含集體資產股權、土地經營權等在內的農村產權流轉交易平臺，探索股權流轉、抵押和跨社參股等產權實現新形式。強化土地政策支持，優化農村生產、生活、生態空間布局，完善農村集體經濟建設用地指標制度。實施新型集體經濟組織稅費減免與金融扶助政策，為新型集體經濟發展減負增效。

　　（來源：《光明日報》2022年09月20日 1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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