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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2022年11月26日，由中國社會保障學會主辦，光明網、《社會保障評論》編輯部協辦的“共同富裕大家談”第二期在線上舉行。本期主題為“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鄭功成、陳錫文、鄧秀新、劉喜堂、鄧文凱、魏后凱、肖黎明、劉守英、何文炯、李小云、席恒等知名專家學者圍繞主題發表演講。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西北大學教授席恒作題為“西部地區鄉村振興促進共同富裕的難點與重點”的報告。為匯聚各界共識，探求鄉村振興與農民共富之路，光明網對報告內容予以刊發。
作者：席恒（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西北大學教授）
共同富裕是中國式現代化的基本特征，其基本目標是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不斷縮小三大差距。黨的二十大報告中明確強調，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在中國式現代化進程中不斷縮小區域、城鄉和不同人群的收入差別，是我國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關鍵。
共同富裕是全體國民在不斷提升物質財富、精神生活和文化活動的基礎上，收入分配均等化程度不斷提升的過程，其本質是全體國民總體的“富裕程度”和全體人民共享富裕的“共同程度”的均衡狀態。共同富裕的實現，首先是不同群體收入能力的增強和收入水平的提高，進而促進我國社會總財富的極大積累。其次是不同群體收入差距的不斷縮小和社會公平程度的不斷增加，進而促進我國社會的總體公平和社會和諧。
2017年黨的十九大報告首次提出鄉村振興戰略，2018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鄉村振興戰略規劃（2018-2022年）》明確指出：“實施鄉村振興戰略是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必然選擇”。2022年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提出，要“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 “加快建設農業強國”。通過鄉村振興戰略不斷縮小城鄉發展差距，是推進廣大農村人口共同富裕最重要的途徑。
鄉村振興戰略通過鄉村產業振興、人才振興、文化振興、生態振興和組織振興，能夠增強我國農業、農村和農民的自主發展能力；通過與城鎮互促互進、共生共存，形成城鄉互動、要素互補的經濟、社會發展格局，能夠增強我國農業、農村和農民的融合發展能力；通過政策促進和政策調節，能夠增強我國農業、農村和農民的政策促進能力和政策調節能力，調節城鄉居民收入結構，促進農村人口富裕程度和共享富裕程度的不斷提高，進一步促進城鄉共同富裕。
推進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實質性進展，西部地區是最大的約束條件。我國西部地區占地面積約為全國的72%，人口占全國的27%。西部地區鄉村振興促進共同富裕面臨的主要難題，是西部地區與全國其它地區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和西部農村地區與全國其它地區及西部城鄉之間發展不平衡、不充分。
從全國比較，2021年東部地區人均可支配收入（44980.3元）是西部地區（27798.4元）的1.61倍。2018-2020年我國城鄉共同富裕指數中，浙江城鎮共同富裕指數（3年平均最大值）是寧夏農村共同富裕指數（3年平均最小值）的4.23倍，遠高于同期的區域（2.72）和行業（2.96）平均共同富裕指數。從西部內部比較，西部地區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0582.6元）是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15608.2元）的2.6倍。2018-2020年甘肅城鎮平均共同富裕指數（0.495）是其農村（0.253）的1.96倍；貴州城鎮平均共同富裕指數（0.647）是其農村（0.259）的2.49倍；內蒙古城鎮平均共同富裕指數（0.650）是其農村（0.333）的1.95倍。說明西部地區及其農村與全國其它地區發展不平衡問題依然嚴重。
從全國比較，2018-2020年在我國城鄉富裕指數中，上海城鎮平均富裕指數是甘肅農村平均富裕指數的7.58倍，北京城鎮平均富裕指數是甘肅農村平均富裕指數的7.56倍。從西部內部比較，2018-2020年西部地區十二省（市、區）城鄉平均富裕指數倍差為2.81，明顯高于全國平均水平（2.49）；城鄉富裕指數倍差（城鄉收入比）最大的省份為甘肅，2018年甘肅城鎮富裕指數（0.44）是甘肅農村富裕指數（0.13）的3.4倍，2019年（0.438，0.13）為3.36倍，2020年（0.442，0.135）為3.27倍；其次是貴州，2018年貴州城鎮富裕指數（0.464）是貴州農村富裕指數（0.143）的3.25倍，2019年（0.466，0.146）為3.2倍，2020年（0.472，0.152）為3.1倍；第三為云南，2018年云南城鎮富裕指數（0.491）是云南農村富裕指數（0.158）的3.11倍，2019年（0.491，0.161）為3.04倍，2020年（0.491，0.168）為2.92倍，三年平均最高的內蒙古城鎮平均共同富裕指數是貴州農村平均共同富裕指數的3.76倍，說明西部農村地區發展不充分問題更加嚴重。
西部地區鄉村振興促進共同富裕的重點任務，首先要通過鄉村振興，鞏固、拓展西部地區脫貧攻堅成果，為實現共同富裕創造基礎條件。雖然我國已歷史性地解決了絕對貧困問題，但西部地區仍存在大量貧困邊緣群體，具有返貧的潛在風險。因此，要堅定不移地鞏固來之不易的脫貧攻堅成果，實現脫貧攻堅向鄉村振興的轉換，以保障剛剛擺脫貧困的邊緣群體不返貧、不掉隊，在致富路上努力前行邁向共同富裕。通過西部地區的縣域城鎮化、新型城鎮化和就近城鎮化來吸納就業、輻射服務，使邊緣群體遠離貧困，促進西部地區的城鄉統籌、城鄉一體、產城互動與和諧發展。通過國家產業政策、經濟政策和社會政策的全力支持，為貧困邊緣群體徹底擺脫貧困創造產業發展條件、經濟發展環境和社會發展支持。
其次，發揮西部地區比較優勢，實現資源變資產、能源變產業、潛能變財富，提升西部農村地區的富裕程度。西部地區是我國自然資源和人文資源的富集區域，具有我國60％以上的礦產資源儲量、57%的能源資源探明儲量，特別是水能資源豐富，蘊藏量占全國總量的85％以上，歷史文化厚重，民族眾多，具有極具特色的文化旅游資源、各種各樣的生物資源，開發潛力巨大。因此，西部地區鄉村振興促進共同富裕的基本任務，是依托西部地區的資源優勢，不斷提升西部農村地區的富裕程度。
第三，運用政策調節機制，引導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向西部農村地區流動，不斷提高西部農村地區共享富裕的程度。除了西部地區依靠自身內生動力和資源優勢外，還需要國家運用政策機制，引導全國的經濟資源和社會資源向西部農村地區流動，不斷提高西部農村居民共享富裕的程度。引導財政資本和社會資本發展西部地區基礎設施，為西部可持續發展提供支撐。在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中鼓勵引導經濟資本、社會資本發展西部基礎產業和新興產業，激活農村經濟要素，創造發展機會。鼓勵引導財政資本、企業資本和社會資本發展西部地區民生服務業、醫療衛生事業、教育事業等，提升西部農村地區可持續發展能力。中國特色的“對口幫扶”機制更應瞄準西部農村地區，慈善公益事業等更應引向西部農村地區，以“東數西算”提升西部地區的算力水平并形成產業與就業能力，共同支持西部農村地區邁向共同富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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