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2022年11月26日，由中國社會保障學會主辦，光明網、《社會保障評論》編輯部協辦的“共同富裕大家談”第二期在線上舉行。本期主題為“鄉村振興與共同富裕”，鄭功成、陳錫文、鄧秀新、劉喜堂、鄧文凱、魏后凱、肖黎明、劉守英、何文炯、李小云、席恒等知名專家學者圍繞主題發表演講。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浙江大學教授何文炯作題為“基于共同富裕的富民強村浙江探索”的報告。為匯聚各界共識，探求鄉村振興與農民共富之路，光明網對報告內容予以刊發。

　　作者：何文炯（中國社會保障學會副會長、浙江大學教授）

　　實現共同富裕，就是要讓人民群眾普遍富裕起來，就是要不斷縮小城鄉之間、區域之間和人群之間的差距，包括收入差距、財產差距、公共服務差距和人的發展能力差距等。在這個過程中，最為重要、最為艱巨的是農村和農民。改革開放以來，浙江通過發展民營經濟，促進農村勞動力轉移，不斷提高城市化和非農化水平，同時發展現代農業，實現了農民人均收入長期領先全國、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全國最小。近年來，作為共同富裕示范區，浙江的公共政策逐步由發展型政策向共富型政策轉變，聚焦“富民、強村”，系統推進強村富民鄉村集成改革，有效推進農民和農村穩步走向共同富裕。

　　一、富民強村新業績

　　在高質量發展建設共同富裕示范區的進程中，浙江聚焦“富民、強村”，以鄉村產業振興為基礎，以農民就業創業為優先，以農村產權激活為突破，系統推進強村富民鄉村集成改革，穩步推進農民農村共同富裕偉大事業，創造了新的業績，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百姓收入增加、差距縮小。2021年，全省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35247元，連續37年位居全國各省（區）第1，增幅10.4%，高于城鎮居民可支配收入增幅1.1個百分點；城鄉居民收入倍差為1.94，已經連續9年呈縮小態勢。從低收入群體的收入變化看，全省低收入農戶年人均可支配收入為16491元，增幅14.8%，這一增幅高出全省農民收入增幅4.4個百分點。

　　二是集體經濟進一步壯大。在全面消除集體經濟薄弱村的基礎上，浙江實施“村級集體經濟鞏固提升三年行動計劃”，推動村集體經濟收入保持快速增長態勢。2021年，全省村級集體經濟總收入突破707億元，增長15.9%，基本消除了集體經濟年收入20萬以下、經營性收入10萬以下的相對薄弱村，農村集體家底增厚。

　　三是城鄉融合發展水平提高。全域推進美麗鄉村建設，加快城鄉基礎設施同規同網、互聯互通，部分基本公共服務標準逐步統一、若干制度逐步并軌，民生福祉水平進一步提高。2021年常住人口城鎮化率為72.7%，農村公路優良中等路以上比例達到85%，農村飲用水達標人口覆蓋率超95%，農村等級幼兒園覆蓋率為97.9%，規范化村級衛生室比率為78.26%，居家養老服務中心實現鄉鎮全覆蓋，9個設區市實現最低生活保障標準市域內統一。

　　二、富民新規顯成效

　　富民是永恒的話題。如何使農民富裕起來，是我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的重大課題。在已經具有一定基礎的浙江，如何讓農民穩步走上富裕之路，各級政府又開始探索多項改革舉措。

　　一是實施標準地改革，提高農業生產效益。借用工業標準地的思路，以推動農業高質量發展為目標，按照一定標準建設農業用地，同時規范農村土地經營權流轉，提升農業規模集約經營程度，實現農用地資源優化配置，提高土地產出率，進而提高農業生產效率和經濟效益。2021年，全省農民土地租金股金收入達到90億元。

　　二是布局農業全產業鏈，增加農民就業創業機會。以農業生產長期穩定發展為目標，把農業生產種植、農產品加工倉儲物流、廢棄物循環利用、服務銷售等諸環節有機結合起來，全省精心布局了高質量建設100條單條產值超10億元農業全產業鏈，夯實農業長期穩定發展基礎，為農民提供更多的創業就業機會，為農民增收創造條件。

　　三是探索宅基地改革，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在紹興市、象山縣、龍港市、德清縣、義烏市、江山市實施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國家試點。全域統籌推進鄉村建設與鄉村經營，吸引工商資本導入新產業、新業態，加快發展“十業萬億”鄉村產業，實現更多農民在“家門口”增收致富。2021年盤活農房8萬宗，實現總價值100億元；完善集體股權收益分配機制，集體股份分紅達到110億元，加速增加農民財產性收入。

　　三、強村政策壯集體

　　集體經濟在促進共同富裕的進程中擔當著重要職責，因而需要采用有效的體制和機制。為此，浙江不斷深化集體經濟的市場化改革和股份制改革，并聯動農村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改革，使集體經濟的組織運行機制創新、生產和經營水平逐步提高。

　　一是組織機制創新，集體經濟壯大。以做大做強集體經濟為目標，建立“強村公司”，激活農村集體的貨幣資金、資產和資源，順勢導入國有資本和市場資源，在確保農村集體控股的前提下，提高集體經濟組織的經營能力。全省共成立強村公司1347家，2021年總利潤16.85億元，村均分配收益14.21萬元。

　　二是對口幫扶創新，區域協同發展。在山海協作的基礎上，采用“飛地”抱團機制，將村級扶持資金、幫扶資金和宅基地復墾、騰退“低小散”的建設用地指標等資源，集中配置到條件相對優越的“飛地”，聯合建設可持續發展項目，實現固定返利或股份分紅。全省實施“飛地”抱團項目1055個，村級集體經濟年回報19.62億元，村均15.38萬元。

　　三是鄰村強弱組團，先富帶動后富。針對同一地區不同村鎮發展不平衡的問題，采用“片區組團”機制，引導集體經濟組織之間通過組團、聯盟、聯合等模式，共同參與市場經營活動，共享生產經營發展成果，實現先富幫后富、先富帶后富，比較典型的如淳安縣下姜村、安吉縣余村等。

　　四、綜合改革組合拳

　　強村富民鄉村集成改革具有很強的綜合性，浙江緊扣壯大農村集體經濟這一核心，采取多項改革舉措，打了一系列組合拳，聯動推進農業農村現代化，全面提升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加快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持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加快建設美麗鄉村，幫助農民就業創業，促進農民農村走向共同富裕。

　　一是集體經濟注入市場因素。為了增強集體經濟的活力，浙江探索建立農村集體產權制度和現代法人治理結構，創新農民權益實現機制，有效保障農民的財產權益。探索建立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集體經濟運行機制，以形成符合市場經濟要求的決策機制和激勵約束機制，提高農村集體經濟組織運行效率。全面推廣“強村公司”“飛地抱團”“片區組團”等典型模式，積極探索符合當地實際的集體經濟市場化運營路徑。健全農村產權流轉交易體系，注重市場的價格發現功能，進一步盤活農村資產。

　　二是承包地三權分置促進現代農業發展。為提高農業生產效率，浙江在穩定農戶承包權的基礎上，實行土地經營權流轉經營權證制度和流轉風險保障金制度，促進土地規范有序流轉。在農業標準地建設過程中，自然融入科技、機械、農藝等因素，集聚先進要素，擴大有效投資。加強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用地保障，支持現代農業園區和農產品冷鏈物流體系建設。建立健全全產業鏈利益共享機制，有效帶動農民創業就業和收入增加。

　　三是宅基地改革與鄉村建設有機結合。在依法維護農民宅基地合法權益和嚴格規范宅基地管理基礎上，完善政策和利益分配機制，加大閑置宅基地和閑置農房盤活力度，市場化運作，吸引民資，實現互利共贏。穩妥推進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與國有建設用地同等入市，建設城鄉統一的建設用地市場，完善入市增值收益分配機制，保障農民農村獲得更多入市增值收益。持續深化“千萬工程”（千村示范、萬村整治），因地制宜，協同發展鄉村休閑、生態旅游、綠色康養、文化創意等鄉村新業態，促進農民增收，壯大農村集體經濟。

　　四是以數字化改革促進強村富民。通過推進集體經濟管理數字化，全面對接基層公權力監督平臺，助推農村集體資產實時監管和保值增值。通過迭代升級“浙江鄉村大腦2.0”，加快“浙農”系列應用開發，加快農業農村領域核心業務和重大任務流程再造、制度重塑，推動數字技術與農業產業融合發展。通過優化“浙農富裕”信息系統應用架構，不斷完善“農房盤活”“靈活就業”“農業保險”“浙農幫扶”等應用，加快建立省市縣貫通的幫農促富治理和服務體系。

　　相關閱讀：

　　【光明網專論】鄭功成：以鄉村振興引領農民共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