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中國政治特點、改革與社會和諧紅利、互聯網金融、戶籍改革、中國金融學發展、非傳統安全研究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俞可平：政府創新是世界性的潮流】
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在“政府治理能力現代化”廣東探索經驗交流會上發言指出，國家治理的現代化或者說政治的現代化，關鍵在于政府自身的現代化，尤其是政府治理的現代化。按照馬克思主義的邏輯，國家制度屬于政治上層建筑的范疇，國家治理體系的現代化就是政治現代化。政治的核心是公共權力，公共權力的核心是政府。
影響政府治理現代化有三個基本因素，分別是：官員素質、政府治理制度和政府治理技術。政府治理創新，是公共權力部門為增進公共利益進行的創造性改革。它首先是一種行政改革，包括行政管理體制、行政機構和行政程序的改革。政府創新為世界各個國家政府所重視，是世界性的潮流。政府創新不僅直接關系到行政效率和執政能力，也關系到經濟發展、社會穩定。每一個國家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好的公共服務，更多民眾的支持。
摘編自《南方日報》
【厲以寧：改革的最大紅利是社會和諧紅利】
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名譽院長厲以寧在日前舉行的第五屆紫光閣論壇上發表了題為《效率、道德調節和社會和諧》的演講。他說，我們的社會有三種調節方式。市場調節是第一種調節，靠一只無形的手來支配資源的配置。政府調節是第二種調節，靠政策、法規、法律起調節作用，這是一只有形的手。道德力量調節是第三種調節。既是無形卻有形，既是有形又無形。有形的是靠鄉規民約來管理的，無形的力量就是自律，都是道德力量的調節。
我們談過很多紅利，比如資源紅利。舊的資源紅利消失了，科學進步導致不斷出現新的資源紅利。舊的人口紅利也會慢慢消失，因為廉價勞動力時代過去了，這個時候就要加強教育，培養新的人口紅利。發展方式的紅利很重要，發展方式的改變就產生了新的紅利。但是所有這些紅利還不是最大的，最大的紅利是社會和諧紅利。
在其他發展中國家，以及一些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他們的發展也可能走在中國前面。但社會制度的和諧紅利，他們不可能有，因為我們的社會制度決定了我們會產生這個紅利。因此，我們不僅要重視資源紅利、人口紅利和發展方式紅利，更應當創造社會和諧紅利。而社會和諧紅利要依靠信用體系建設，要使人成為有道德、有信念、有信仰的個體，這樣，社會就有動力了。社會和諧紅利要靠我們去創造。
摘編自中國改革論壇網
【周學東：發展互聯網金融應審慎處理創新與監管的關系】
人民銀行南京分行行長周學東、人民銀行南京分行辦公室副主任李軍認為，目前評價互聯網金融，尚缺乏足夠的時間序列和數據支持，需要留有一定的觀察期。因此，在監管思路上，應鼓勵互聯網金融創新和發展，采取“宜疏不宜堵”的方針，應當抱持開放、包容的態度，遵循適時監管、適度監管的原則，推動其健康有序發展。
一、支持互聯網金融發展，為金融創新預留空間。創新是金融發展的源泉，沒有創新就沒有發展，鼓勵發展互聯網金融與促進傳統金融創新發展并行不悖。二、關注發展動態，注重引導，審慎處理創新與監管的關系。創新與監管既是一對矛盾，也有內在邏輯：創新是在游戲規則內的創新，監管的責任在于呵護創新，并為創新提供規范、適宜的外部環境。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同樣需要監管。目前，金融監管層可密切關注互聯網金融的發展動態，定期評估和調整政策，分類梳理互聯網金融各相關業態及存在的問題，根據不同發展狀況、風險程度采用有針對性的監管和規范措施。三、適時出臺監管規則，界定互聯網金融業務邊界。目前，監管部門可明確禁止性業務領域及處罰措施，同時對同類型業務采用相同的監管標準實施分類監管。
摘編自《中國改革》
【方輝振：戶籍改革應構建人地“掛鉤”機制】
南京市委黨校工商管理教研部主任、教授方輝振撰文指出，當前城鎮化中最大的問題是人口城鎮化和土地城鎮化的脫節，土地城鎮化速度大幅快于人的城鎮化。解決這一問題，必須明確土地制度改革受益的主體是宜居城鎮的外來人口。根據城市實現農民工市民化的數量，在每年用地指標上增加一部分指標，用于解決農民工的住房、基礎設施、公共服務設施的用地問題；實行城鎮建設用地增加規模與吸納農村人口進入城市定居規模掛鉤、城市化地區建設用地增加規模與吸納外來人口進入城市定居規模掛鉤。“掛鉤”指標收益在確保農民工市民化有穩定可靠保障和居住條件的基礎上，剩余部分用于城市基本公共服務建設。對于外來人口多的城市，可以在為他們解決戶籍、住房的同時，將其在原籍的土地由國家有償收回。根據收回土地的指標，給解決農民戶籍的城市一定的建設用地指標。這樣，戶籍制度改革與土地制度改革就可以實現聯動。由于短期內農民工市民化對流入地政府而言將形成明顯的財政壓力，而流出地政府相對受益。對此，可從“錢”、“地”兩個方面來考慮調劑：一是流出地政府向中央政府上交部分土地收益，然后由中央政府通過轉移支付的方式專門用于流入地政府的農民工市民化工作。二是可考慮在流出地和流入地之間建立一個土地指標的增減掛鉤機制，流出地政府收儲的農民轉讓的承包地指標和宅基地指標，拿出一部分協調給流入地政府。
摘編自《群眾》雜志
【陳雨露：國際金融危機后中國金融學的時代使命與發展方向】
中國人民大學校長、中國國際金融學會副會長陳雨露撰文指出，從金融學的角度而言，這場百年一遇的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金融研究存在的問題，并對金融學的發展與創新提出了新的要求。此次國際金融危機后，隨著全球經濟金融格局的變化和中國國際地位的提高，如何在吸取發達國家經驗教訓的基礎上，立足國情，兼容并蓄地發展中國的金融學，實現教、學、研全面進步，實現金融學建設與國家金融戰略和經濟發展和諧統一，成為新階段中國金融學建設與人才培養的核心問題，也客觀規定了中國金融學的時代使命與發展方向：
在思想理念的轉變上，應更加注重解釋現實世界的現象與規律。在金融學的本土化上，應注意“移植適用性”問題。在學科體系的設置上，應走宏觀和微觀深度融合的道路。在研究方法的定位上，應堅持嚴謹性和多元化。在金融人才的培養上，應以“三個聯接”為立足點培養適合中國金融發展需要的人才。。一是東西方兩個文化平臺的聯接。二是主流與非主流學派的聯接。三是理論與實踐的聯接。
摘編自《人民日報》
【李成：中國政治的權力分配與制度變化】
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李成認為，中國精英的轉換速度之快是其他國家罕見的，而這一切都是在一個看似“一黨執政”的體制中發生的，它外觀上的“不動”和內部的不斷驅動和輪換，就是中國政治很大的特點，往往西方只看到了它表面上的“不動”或者說是僵化，而忽視了它內部的不斷更換的靈活性。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從國外看來，像中國這樣一個“洲際大國”如何管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就是一種權力的分配。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年有很多制度上的變化。這些制度上的變化包括權力終身制的消除，即鄧小平提出消除領導干部的終身制，也提出了對各級官員年齡的限制，以及任期的限制，還有中央領導層面官員名額的地方分配
摘編自《人民論壇》
【劉躍進：中國官方非傳統安全觀的歷史演進與邏輯構成】
國際關系學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特邀研究員劉躍進指出，中國官方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逐漸關注和重視各種非傳統安全問題，先是以“新安全觀”的名義，在國際場合提出一種非傳統的國際安全觀，后又以“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的提法，在本國國家安全實踐中表達了一種非傳統的安全威脅觀，最終在2002年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非傳統安全觀。此后，中國的非傳統安全觀不斷發展和豐富，在理論內在邏輯上既有對安全構成要素的非傳統認知，又有對安全影響因素和安全威脅因素的非傳統認知，還有對安全保障問題的非傳統認知，而且在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國際安全與國家安全兩個領域以及國家安全中的對外安全與對內安全兩個方面，因而成為一種比較全面系統的非傳統安全觀。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圍繞“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展開的國家安全論述，再次從安全構成要素、安全影響因素和威脅因素、特別是安全保障機制等方面，進一步彰顯了中國這種既包容非傳統安全問題又包容傳統安全問題的綜合性非傳統安全觀，其中最重要的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開創了一條國家安全保障頂層設計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國具有強烈的非傳統安全保障色彩。
摘編自《國際安全研究》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