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國際關系學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特邀研究員　劉躍進

　　摘要：中國官方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逐漸關注和重視各種非傳統安全問題，先是以“新安全觀”的名義，在國際場合提出一種非傳統的國際安全觀，后又以“傳統安全威脅與非傳統安全威脅相互交織”的提法，在本國國家安全實踐中表達了一種非傳統的安全威脅觀，最終在2002年形成了比較完整的非傳統安全觀。此后，中國的非傳統安全觀不斷發展和豐富，在理論內在邏輯上既有對安全構成要素的非傳統認知，又有對安全影響因素和安全威脅因素的非傳統認知，還有對安全保障問題的非傳統認知，而且在這些方面又都包括了國際安全與國家安全兩個領域以及國家安全中的對外安全與對內安全兩個方面，因而成為一種比較全面系統的非傳統安全觀。2013年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圍繞“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展開的國家安全論述，再次從安全構成要素、安全影響因素和威脅因素、特別是安全保障機制等方面，進一步彰顯了中國這種既包容非傳統安全問題又包容傳統安全問題的綜合性非傳統安全觀，其中最重要的是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推進國家安全法治建設”，開創了一條國家安全保障頂層設計新思路，在法治尚不健全的中國具有強烈的非傳統安全保障色彩。

　　關鍵詞：中國國家安全；安全構成；新安全觀；非傳統安全觀；國家安全委員會

　　劉躍進，國際關系學院公共管理系教授，國家安全政策委員會特邀研究員（北京郵編 100091）。

　　在中國官方開始公開以“國家安全”名義討論安全和國家安全問題時，西方的安全研究和中國的國家安全理論都隨著時代的發展而開始發生深刻變化，其中最重要的一點是非傳統安全問題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他們不僅把非傳統安全問題作為安全研究的重要對象，而且開始從非傳統的視角研究傳統安全問題，最終形成了一種思維方式有別于傳統安全觀、思維內容涵蓋傳統安全問題與非傳統安全問題兩個方面的非傳統安全觀。這樣的非傳統安全觀，不僅從冷戰后期逐漸成為西方“安全研究”的主導思維方式，而且從20世紀末開始逐漸成為中國“國家安全理論”的主導思維方式。在世界各國學者從非傳統視角研究傳統安全問題和非傳統安全問題，發表大量學術成果的同時，越來越多的政府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也開始從非傳統的視角審視和對待各種傳統安全問題與非傳統安全問題，形成了各種官方的和非官方的非傳統安全觀。中國官方的非傳統安全觀，正是在這個背景下逐漸形成、發展和豐富起來的。

　　一、中國官方長期秉持的傳統安全觀

　　中國官方在公開文件中最早使用“國家安全”這一術語是1983年。此前，無論是中共中央還是中央政府均未提及“國家安全”這一術語，雖然在政府工作報告和中國共產黨代表大會報告中使用過“我國的安全”、“祖國的安全”、“國家的獨立和安全”等術語，并且長期以來不斷講到戰爭的危險和軍隊國防建設等國家安全問題，但卻沒有使用“國家安全”這一專門術語。1983年6月6日，時任國務院總理趙紫陽在六屆人大一次會議所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說：“為了確保國家安全和加強反間諜工作，國務院提請這次大會批準成立國家安全部，以加強對國家安全工作的領導。”[i]這是中國執政黨和中央政府首次使用“國家安全”一詞。但是非常明顯，這里的“國家安全”，表達的是一個非常傳統的安全問題，即隱蔽戰線的間諜與反間諜、情報與反情報的問題。

　　不可否認，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1983年以及此后的若干年內，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也經常講到當前人們所說的一些非傳統的安全問題，例如安全生產、交通安全、人民生命財產安全、抗擊自然災害等，但在當時，無論官方還是民間，都沒有把這些不同方面的安全問題與國家安全聯系起來，沒有把它們作為國家安全論域中的非傳統安全問題。例如，1988年七屆人大一次會議上的政府工作報告，共7次出現“安全”一詞，但其中的“安全第一”、“安全生產”等都只局限于交通運輸和工業生產，與國家安全毫無關聯。與此相反，講“公安、安全、司法行政部門”時，講“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間諜活動”時，以及在國際部分表示希望看到“數百萬阿富汗難民能夠安全地返回家園”，表示支持“南部非洲各國人民維護國家安全、反對南非侵略的正義斗爭”，表示贊賞“第三世界的各種地區合作組織為維護本地區的安全、促進本地區的發展所作的努力”[ii]等，都是傳統的國家安全問題或傳統的國際安全問題。在這里，國家安全問題與非國家安全的安全問題，涇渭分明，互不相關。

　　1992年，中國共產黨第十四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中首次使用了“國家安全”術語，并4次出現“安全”一詞，但這些論述都集中在傳統安全色彩非常強的“軍隊建設”部分。雖然中共中央從這次黨代會開始公開討論“國家安全”這一長期處于秘密狀態的“高階政治”問題，但依舊把軍事和政治作為國家安全的主要內容，無形中也就把國家安全等同于軍事安全問題和政治安全問題。這依舊體現了一種非常傳統的安全觀。這種情況一直延續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才開始逐漸發生變化。

　　雖然有人認為，“中國安全觀的轉變可以上溯至20世紀70年代末，這一點可以從‘和平與發展是時代的主題’和‘大規模戰爭是可以避免的’這兩個判斷上體現出來”，[iii]但當時不僅沒有“安全”和“安全觀”的概念，而且還是用“和平”與“戰爭”（而不是“安全”與“威脅”）這樣的字眼來表達一種基于軍事的傳統安全觀念，因而這還不能說是非傳統的新安全觀形成的開始。只有當戰爭的陰影漸遠，和平基本成為一種常態時，人們才可能逐漸提出比“和平”更高的要求，即“安全”。這時，人們所要排除的不再限于大規模流血暴力沖突，即“戰爭”，而是進一步要求消除比戰爭威脅要次級的各種各樣“威脅”。這樣的要求，雖然對于那些較早就處于戰爭陰影之外的國家和人民來說，特別是對那些處于這種環境中的知識精英和政治精英來說，在“冷戰”后期就已經有所意識，因而提出了“綜合安全”、“共同安全觀”、“合作安全”[iv]等新觀念，但對于中國人民以及中國的知識分子和政治領袖來說，當時并沒有也不可能有這樣的先知先覺。

　　中國學者和中國執政黨及政府能夠不囿于“戰爭與和平”的傳統思維和傳統安全觀，而進一步去思考“威脅與安全”，是在“冷戰”結束七八年后的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