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美國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主任 李成

　　中國精英的轉換速度之快是其他國家罕見的，而這一切都是在一個看似“一黨執政”的體制中發生的，它外觀上的“不動”和內部的不斷驅動和輪換，就是中國政治很大的特點，往往西方只看到了它表面上的“不動”或者說是僵化，而忽視了它內部的不斷更換的靈活性

　　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從國外看來，像中國這樣一個“洲際大國”如何管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就是一種權力的分配

　　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年有很多制度上的變化。這些制度上的變化包括權力終身制的消除，即鄧小平提出消除領導干部的終身制，也提出了對各級官員年齡的限制，以及任期的限制，還有中央領導層面官員名額的地方分配

　　人民論壇：您長期從事中國政治研究，請問您如何看待中國的權力分配與制衡機制？

　　李成：國內、國外都會有一些學者，他們往往認為中國并沒有一個權力制衡的機制，我認為這種看法是非常片面的。實際上，從中國的歷史來說，權力限制的機制一直都是存在的，這也解釋了為什么中國這個古老的文明會有幾千年的歷史。在政治體制上，無論是以前的官僚制度還是其他的體系，都有其特有的運行和制約、平衡機制。不說這么遙遠的過去，就看現在，實際也有很多權力的分配與制衡。就像當年毛澤東在其權力頂峰時還講到，他的權力雖說這么大，且不說管不了北京以外的地方，就是在北京本身，他的權力都是有限的。當然他這樣說也有諷刺的意味，但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即便如毛澤東這樣的強權領袖，或者說一個集權程度很高的領袖，他的權力也會受到限制，并非完全不受制約。而鄧小平以后的中國，其治理模式主要是集體領導，而集體領導本身就是一種分權。

　　中國在過去的二十年有很多制度上的變化。這些制度上的變化包括權力終身制的消除，即鄧小平提出消除領導干部的終身制，也提出了對各級官員年齡的限制，以及任期的限制，還有中央領導層面官員名額的地方分配。舉例來說，中央委員會從十三大以來，尤其是最近的三、四次的黨代會選舉的中央委員，一個很明顯的特征是委員的地方分配上，全中國31個省市，每一個省市都有兩個正式的委員，這并不是什么具體的規定，但它是一種慣例，其本身也是對權力的一種分配，也即分權。它并不是像美國國會議員按多少人來計算、每個州有兩個參議員。在中國，每個省份有兩個正式委員提名，當然，有些提名的委員可能會被差額掉，這些代表地方的委員當選之后也會有變動，但至少在產生的時候是有一種分權的。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政治局委員也有區域性的分配，幾乎中國的六大區域在每屆政治局都有其代表人物。這是制度上變化的一個顯著特點。

　　此外，還有一個顯著特點是中央和地方的分權。中國是一個很大的國家，從國外的視角看來，像中國這樣一個“洲際大國”如何管理中央與地方的關系，就是一種權力的分配。在此我就不展開說了。以上只是幾個例子，其實權力的分配還有很多，包括軍隊與政府、軍隊與黨之間的關系，尤其是文職官員對軍人的管轄機制，這些都是制衡的因素。

　　人民論壇：在您看來，中國權力分配與制衡有哪些顯著的特征？

　　李成：理解中國權力分配的特點，最顯著的一點是中國政治精英的輪換更替比率很高。中國政治權力的代表主要是中國共產黨，而權力的核心又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通過年齡限制和任期限制實現了非常快的精英轉換，我認為這是中國政治的一大特點。如果你看美國國會，它的輪換比率是非常低的，其他的國家也都是非常低的。但中國精英輪換的速度比率是非常快的，每過五年，進入中央委員會的大多數人——一般是60％以上的委員都是新的。這方面我做過統計，自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即1984年開始即是如此。通過精英的不斷輪換，從而保證精英更替的門總是打開著的，而且這種輪換本身能夠不斷吸收新的血液，這不僅僅是人次的更替，更多的還包括職業背景的變化：從最初的老革命到后來被技術官僚所代替，再到現在職業背景更加多元化，特別是學法律和學經濟的專業人才的加入。中國精英的轉換速度之快是其他國家罕見的，而這一切都是在一個看似“一黨執政”的體制中發生的，它外觀上的“不動”和內部的不斷驅動和輪換，就是中國政治很大的特點，往往西方只看到了它表面上的“不動”或者說是僵化，而忽視了它內部不斷更換的靈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