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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踐新論】新發展階段如何實現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

來源:光明網-理論頻道2020-12-23 10:34

  編者按:為進一步深入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推進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把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中央網信辦與光明日報社共同組織“實踐新論”網上理論傳播專欄,陸續在光明網推出系列理論稿件和新媒體作品,解析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內在邏輯,敬請關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活、新奮斗的起點。要接續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推動減貧戰略和工作體系平穩轉型,統籌納入鄉村振興戰略,建立長短結合、標本兼治的體制機制。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再一次強調提出“實現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規劃布局了“十四五”期間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有效銜接的大政方針,為新發展階段的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兩大戰略有效銜接筑基立臺。

  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兩大戰略為什么要有效銜接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打好脫貧攻堅戰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優先任務。鄉村振興從來不是另起爐灶,而是在脫貧攻堅的基礎上推進。在脫貧攻堅的基礎上接續鄉村振興戰略已經成為越來越緊迫的任務,要清醒認識其重要意義。

  鞏固脫貧攻堅成果的需要。2020年我國脫貧攻堅取得了決定性成就,隨著90%以上的貧困縣退出摘帽和貧困人口脫貧,我國區域性整體貧困問題和農村人口的絕對貧困問題已經基本解決,工作重點轉向全面鞏固來之不易的脫貧攻堅成果,提升脫貧質量,增強脫貧的穩定性和可持續性。鞏固脫貧攻堅成果,需要認真總結脫貧攻堅所取得的成就,提煉各地好的做法和成功經驗,把行之有效的扶貧制度安排和政策措施全面推廣并進行延伸,特別是將一些業已成型的做法制度化、規范化,為鄉村振興戰略實施提供可借鑒的經驗,也為后精準扶貧時代的貧困治理提供可持續動力。

  解決“三農”問題的需要。中國還有近六億人口生活在農村,貧困人口也主要集中在農村,生產力落后、生態環境惡化、老齡化加劇等問題仍然存在。所以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關系國計民生的根本性問題,必須始終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可以說,實現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兩大戰略的有效銜接,成為有效解決“三農”問題的需要。

  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需要。中國共產黨的宗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初心和使命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復興。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進一步細化了“三步走”的戰略部署,強化了“兩個一百年”的戰略安排,明確到2020年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精準扶貧與鄉村振興所對應的時間段不同、側重點不同、機制不同,但二者的根本目標一致,即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推進農村農業農民現代化。只有二者有機銜接,才能不斷鞏固脫貧攻堅的成果,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兩大戰略有效銜接的基礎

  在脫貧攻堅收官之際和鄉村發展中兩大戰略任務接續的關鍵時機,要實現貧困地區持續脫貧和全面振興,必須找到二者的共同點和差異,通過政策內容和實施方式的合理調整,實現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兩大戰略有效銜接。

  兩大戰略具有共同點。在脫貧攻堅的基礎上接續鄉村振興戰略不僅是我國高質量脫貧的重要路徑,更是貧困地區全面實現鄉村振興目標的重要制度保障。

  首先,二者目標一致。脫貧攻堅和鄉村振興都是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確定的國家戰略安排,脫貧攻堅重點通過大規模資金、物資、人力等扶貧資源的集中投入,有效解決貧困人口的基本生存問題,全面消除絕對貧困現象。鄉村振興通過總體性激活鄉村內生動力,能夠為貧困群體提供更穩定的發展基礎和機會,進一步有效鞏固脫貧攻堅的政策成果。二者目標與“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一致,戰略目標之間相互聯系、相互銜接,不斷提高,逐步深化,體現了連續性和階段性的統一。

  其次,二者內容共融。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兩大戰略都著眼于解決“三農”問題,從產業發展、移民搬遷、基礎設施改善、鄉村治理、民生保障以及體制機制構建等方面做出制度安排。比如,發展鄉村特色優勢產業既是產業扶貧見實效的客觀要求,也是實現產業興旺的必然選擇,都致力于通過發展農產品加工業,促進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讓農戶享受更多產業鏈的增值收益。實施易地扶貧搬遷是解決“一方水土不能養一方人”的有效手段,同樣也是順應村莊發展規律,分類推進鄉村建設,統籌解決村民生計、基礎設施建設與生態環保等問題的重要形式。教育、醫療、住房及最低生活保障兜底脫貧,本身就是鄉村振興戰略中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指標。

  再次,二者主體相同。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貧困群眾既是脫貧攻堅的對象,更是脫貧致富的主體。脫貧攻堅戰略的實施,農民是脫貧攻堅的主體、項目實施的主體、收益共享的主體;鄉村振興戰略的實施,農民是鄉村振興的主體,即意愿出自農民、動力來自農民、以維護農民群眾根本利益為出發點和落腳點。無論是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都強調能力建設,激發農民的積極性和主動性,增強他們脫貧致富的內生動力。兩大戰略實施都離不開農民主體作用的發揮。

  最后,二者機制互促。脫貧攻堅的成功,關鍵在于黨的領導和體制機制創新,比如形成了中央統籌、省負總責、市縣抓落實的工作機制,構建了專項扶貧、行業扶貧、社會扶貧“三位一體”的大扶貧格局,形成了東西部扶貧協作機制、定點扶貧機制和社會力量參與機制,展現出了巨大政治優勢和制度優勢,這些都為鄉村振興奠定了工作基礎和保障。實施鄉村振興戰略,黨的領導是關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保障。不斷完善工作機制,引導各類人才投身鄉村振興,有利于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實現鄉村振興戰略實施的成功。

  二者還存在很多不同點,主要表現在:

  第一,二者的優先任務與頂層設計有別。脫貧攻堅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優先任務,具有緊迫性、優先性、階段性等特點。打贏脫貧攻堅戰,必須堅持現行扶貧標準,按照既定時間節點,對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要求,不折不扣加以完成。鄉村振興戰略作為七大戰略之一寫入黨章,是在把握工農城鄉關系演變規律的基礎上,統籌解決“三農”問題的頂層設計。要在鄉村振興這一頂層設計中,突出重點、集中發力,確保優先任務率先完成。

  第二,二者的標準有別。脫貧攻堅的時間到2020年,標準是“穩定實現農村貧困人口不愁吃、不愁穿,義務教育、基本醫療和住房安全有保障;貧困地區農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幅度高于全國平均水平,基本公共服務主要領域指標接近全國平均水平”。鄉村振興戰略著眼于第二個百年奮斗目標,即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標準在于徹底改變千百年來農村貧困落后的面貌,實現農業全面升級、農村全面進步、農民全面發展。

  第三,二者針對的對象有別。脫貧攻堅戰略的對象是現行標準下的農村貧困人口這一特定群體,聚焦在建檔立卡貧困戶,著眼于貧困地區這一特定區域。脫貧攻堅的目標群體是既定的、明確的、有嚴格標準的,扶貧政策在貧困戶與非貧困戶、貧困村與非貧困村、貧困縣與非貧困縣之間有嚴格的執行界限。鄉村振興強調通過普惠性支持促進全面振興,惠及十幾億人口,覆蓋城鄉,在城鄉融合發展中促進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態發展和黨的建設,注重關聯性、整體性,實現協同推進。

  第四,二者施策謀劃有別。脫貧攻堅注重微觀施策,最大特色在于堅持精準扶貧精準脫貧的基本方略,“五個一批”和“六個精準”是最集中的體現。脫貧攻堅強調從每一位貧困群眾的致貧原因出發,制定差別化、傾斜性的支持政策,實現因人、因地、因貧困原因、因貧困類型施策,下足繡花功夫,實施靶向治療。鄉村振興戰略注重整體謀劃,更多地強調農業農村區域協同發展,堅持農業現代化與農村現代化一體設計、一并推進,突出抓好規劃的引領作用,在盡力而為的前提下,更多地強調量力而行,有計劃、有步驟地通過持續性政策和投入,統籌推進農業農村各項事業發展。

  第五,二者問題重心有別。脫貧攻堅主要解決農村貧困人口的絕對貧困問題,確保貧困人口實現“兩不愁、三保障”。雖然對于貧困群眾的教育、醫療和住房也有明確要求,但是增加收入仍是第一位的。鄉村振興還將通過改善農村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全面提升農村教育、醫療、養老、文化和社會保障水平,解決多維度貧困問題。

  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兩大戰略怎樣有效銜接

  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有機銜接,要有機地從“脫貧攻堅”過渡到“鄉村振興”,從“兩不愁三保障”過渡到“產業興旺、生態宜居、鄉風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

  第一,構建產業體系,實現從產業扶貧到產業振興轉變,為鄉村振興打牢基礎。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基礎在于產業振興,產業振興是建立解決相對貧困人口長效機制的“牛鼻子”,為生態振興、文化振興、人才振興、組織振興奠定經濟基礎。以產業發展為重點,發展多種形式規模經營,提升市場競爭力,作長鏈條,轉型升級,構建現代農業產業體系,推進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多元化有機銜接。

  第二,培育人才隊伍,實現扶貧“尖兵”到人才振興轉變。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銜接的關鍵之一在于人的振興、人才的振興。無論是脫貧攻堅還是鄉村振興,激發人民群眾的主體意識、培育自我發展的內生動力是根本辦法。在脫貧攻堅中,把扶貧與扶志、扶貧與扶智有機地結合起來,著力培育貧困群眾的內生動力,是我們打贏脫貧攻堅戰的關鍵之舉。扶志扶智可以通過開展勞動力轉移培訓、農村實用技能培訓等,以精神激勵人、以智力帶動人,貧困群眾有了“我要脫貧”的強烈意愿和“我能脫貧”的發展能力;鄉村振興中既需要“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特別能擔當、特別能奉獻”的優秀干部繼續發揮“帶頭人”和“突擊隊”示范引領作用,更需要通過“內育”和“外引”,培養大批懂農業、愛農村、愛農民的新農民、新企業家、新技術專家。

  第三,建設文明鄉風,實現從文化扶貧到文化振興轉變。文化在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中具有引領作用。文化振興應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采取符合農村、農民特點的有效方式,加強愛國主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教育。一方面應充分發揮線上與線下兩個平臺作用,用科學的理論教育農民、武裝農民。另一方面應整理鄉規民約、族譜家訓等道德資源,充分發揮村民身邊先進典型的示范效應,弘揚中華民族傳統美德,教育引導村民向上向善、孝老愛親、重義守信、勤儉持家,培育文明鄉風、良好家風、淳樸民風,深入推進鄉村社會公德、家庭美德、村民品德建設。

  第四,培育生態農業,實現從生態扶貧到生態振興轉變,以生態固本實現生態宜居。脫貧攻堅與鄉村振興的環境銜接在于生態振興,要立足農村的生態優勢,讓良好生態成為鄉村振興的支撐點。生態振興,要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和“人不負青山,青山定不負人”的綠色發展理念,以生態振興促進宜業、宜居、美麗鄉村建設,堅持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之路,促進生態扶貧與生態振興有效銜接。通過生態振興,創新發展思路,探索將綠水青山轉化為金山銀山的具體路徑,實現農業強、農村美、農民富的鄉村振興目標。

  第五,完善鄉村治理,為鄉村振興提供治理有效的組織保障。黨的領導是鄉村全面振興的基石和保障,基層黨組織在脫貧攻堅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是“不走的工作隊”,也是實施鄉村振興戰略的“主心骨”,是鄉村振興的政治保障和組織保障。因此,要繼續發揮基層黨組織的組織優勢,把廣大基層黨員和群眾的思想、行動、力量和智慧凝聚起來,使他們齊心聚力投身鄉村經濟社會建設中。

  (作者:北京師范大學政府管理研究院院長、教授、博士生導師 唐任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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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責編:李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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