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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為進一步深入學習宣傳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推進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作，把制度優勢更好地轉化為治理效能，中央網信辦與光明日報社共同組織“實踐新論”網上理論傳播專欄，陸續在光明網推出系列理論稿件和新媒體作品，解析理論與實踐之間的內在邏輯，敬請關注。
城市是人類棲居之場所，承載了人們生活與發展的各種預期。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城鎮化率由17.9%提高到2019年的60.6%，經歷了世界上規模最大的城市化進程，城市發展成就舉世矚目。今年3月底，習近平總書記在浙江考察時指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必須抓好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10月，習近平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再次強調，要樹立全周期管理意識，加快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努力走出一條符合超大型城市特點和規律的治理新路子。城市治理成為新時代國家治理的重要內容，立足于第二個百年新征程上更要抓好城市治理，有力推進城市治理現代化。
近年來，我國各地城市依托黨建引領、社會參與、治理重心下移和智慧治理等方式，探索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體。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一些城市彰顯了群防群控、聯防聯治的巨大能量。但是城市治理過程中還存在職責交叉、社會失靈、風險性加劇等短板。要總結經驗，汲取教訓，加快補齊城市治理體系的短板和弱項，尋求城市治理的“時代良方”。
黨建引領，三層聯動，形成“1+N”城市治理政策體系
各地將黨的建設貫穿于城市治理之中，著力構建城市治理的“1+N”政策體系。“1”代表各地城市治理的總綱領，“N”則是在總綱領的指引下涉及城市治理的方方面面。
2015年，上海市委、市政府出臺《關于進一步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的意見》，并且配套了街道體制改革、居民專區治理體系完善、村級治理體系完善、網格化管理、社會力量參與、社區工作者等6個文件，這被概括為“1+6”系列文件。2017年，成都市在全國首設黨委序列的“城鄉社區發展治理委員會”，打破原來社區治理“九龍治水”的局面，并陸續發布“城鄉社區治理30條”和涉及社區發展的配套文件。同年杭州市形成了“1+8”城鄉社區治理政策體系，并于2019年通過了《關于高水平推進杭州城市治理現代化的決定》，總體布局了提高城市治理的八個方面工作。
盡管一些城市在形成治理體系方面下了功夫，但是，普遍的情況是，各地城市治理的職責依舊交叉重疊，難以發揮整體性勢能。要構建共建共治共享的城市治理共同體，就要處理好碎片化和分散化的治理難題，推動宏觀、中觀和微觀三個層面的聯動，架構城市治理體系。宏觀層面要以“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理念統合政治、市場、社會和個體生活不同邏輯的平衡，確立城市治理價值和宏觀路線；中觀層面要構建機構和制度的整合體系；在微觀層面要形成差異化、分類化的行動體系。
社會參與，多方協作，形成城市治理共同體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〇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指出“建設人人有責、人人盡責、人人享有的社會治理共同體”。所謂共同體，是指調動群眾、市場和社會的積極性，一起解決公共問題，拓寬治理“基本面”，讓“無感的城市”成為“我們的城市”。近年來，一些城市下大力氣推進社會參與、多方協同，探索出一些可供借鑒的經驗。
成都市公共財政年投入15個億的社區資金，為社會組織參與社會治理和居民自下而上參與社區治理創造了良好的環境。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過程中，成都市在第一時間動員了近50萬干部群眾進入社區一線，背后依靠的就是日常扎實的群眾基礎；在廣州市，每個街道都設有家庭綜合服務中心，政府引入專業社工組織來承擔街道范圍內的一些公共服務；湖南省岳陽樓區奇家嶺街道引入“群英斷是非”，由黨員代表、鄉賢、居民代表共同評議，“誰能吃低保、誰不能吃，都擺在桌面上”，群眾對干部信任度也提高了。
與之相應，有的城市社會力量、市民參與等參與治理的基礎還不堅實、氛圍還不濃厚。從社會組織數量上來看，截至2019年年底，我國社會組織數量已突破86.63萬個。但許多城市社會組織數量仍然偏少、能力不高、參與治理機會少。一些社會組織缺乏必要的引導和制約，能力不足，政府轉移出來的職能接不住也接不好；市民仍存“依賴心理”，參與率總體不強，基層治理出現“社會失靈”的現象。
城市治理不是政府的“獨角戲”，應是集聚各方的“共同體”。因此，要將共同體理念貫穿到空間規劃、經濟發展、政治社會發展的全周期之中；要充分發揮好“黨建社會化”的功能，打通黨群聯系的最后一百米，通過“開門搞黨建”，組織好、發動好基層群眾參與治理；要提升城市治理能力，充分凝聚社會共識，推動“社會治理社會化”，擯棄“社會不行，政府萬能”的思維，大力推進社區、社會組織、社會工作“三社聯動”，培育更多的社區社會組織，提升社會工作者和居民參與熱情和參與能力。
科技賦能，重心下移，形成城市治理新效能
一流的城市要有一流的治理，一流的治理要有一流的技術。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從數字化到智能化再到智慧化，讓城市更聰明一些、更智慧一些，是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必由之路，前景廣闊。
城市治理不是“大水漫灌”，要一針一線有講究，一絲一毫求極致。而城市基層管理幅度普遍偏大，而且社會群體利益多樣、訴求多元，這就需要以智慧化、精細化的手段做好城市治理的細節。根據城市發展面臨的挑戰、對標中央提出的要求，要推動科技賦能和治理重心下移。近年來，杭州市加速打造“全國數字治理第一城”，大數據的使用提升了城市治理的能級。在疫情防控最緊張時期，杭州城市大腦駕駛艙的大屏幕上會時刻顯示進入市區的人員情況，同時在全國首創“企業復工數字平臺”和“健康碼”。“杭州健康碼”日最高使用量超過2685萬次。小到買菜、出行，大到路口管控、疫情發展，各項城市數據在“城市大腦”中一鍵獲取，一屏顯示，足不出戶便可感知城市情況；上海市編織成型“兩張網”（政務服務“一網通辦”、城市運行“一網統管”），讓數據在交換中“活”起來，讓政務服務像網購一樣方便。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期間，上海市徐匯區利用“一網統管”防疫數據運營平臺，累計歸集數據70萬條，給出全區957個小區的風險分值，實現對轄區內的精準管控。
未來，要繼續在全國各地推進智慧城市建設，引入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發揮城市大腦的作用，實現“問題發現智能化、處置流程標準化、核查結案閉環化”，樹立“全周期管理”意識，提高常態治理和危機應對能力；要理順城市各層級權責關系，推動權責、資源、人力下沉到基層，引入“社區需求導向”機制，構建以小區為核心的聯動響應機制，建立小區發現、社區分解、街道(鄉鎮)呼叫、部門報到的小區事務全響應機制。
總而言之，“城市是生命體、有機體，要敬畏城市、善待城市。”城市因人而生動，因治理而續航，因精細而美好。要擘畫城市之治“同心圓”，構筑市域社會治理“共同體”，讓城市治理各環節、各層次、各領域串點成線，將城市打造成人民的幸福家園。
（作者：天津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研究中心南開大學基地研究員，南開大學中國政府聯合研究中心研究員、教授、博士生導師 吳曉林；南開大學中國政府聯合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岳慶磊）
（動圖：耿楠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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