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中美關系、互聯網思維、思想建設、社會信任、行政審批、市場監管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約瑟夫·奈：美國最大的威脅并非來自中國，而是混亂無序的局面】
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者、哈佛大學教授、牛津大學訪問教授約瑟夫·奈認為，美國人對于美國的衰落總是憂心忡忡，但是有關美國衰落的說法總是言過其實。同樣，關于美國霸權的說法也是夸大其詞。很多時候，人們都說美國擁有霸權，但是實際上美國沒有辦法掌控一切。美國必須要學著與世界其他國家進行合作。美國仍然處于最強大的國家這一位置上，但是美國僅憑一己之力無法解決世界的問題。比如氣候變化問題、流行性疾病、恐怖主義等，單槍匹馬是無法解決的，必須要與包括中國在內的其他國家合作。
中美方面總有一些人對彼此不信任，存在“零和游戲”的思維。盡管中美兩國存在一些沖突，在這些沖突領域可能是零和的結果，但是在另外一些問題上，中美可以取得正和。中美兩國都必須看到，在很多問題方面，只有兩國合作才能解決，兩國需要對此做出調試。對于美國而言，最大的威脅不是中國或者世界其他地方的崛起，而是混亂無序的局面。“混亂無序的局面”指的是在解決問題時我們無法進行彼此合作的狀況。隨著中國等世界其他國家的崛起，國家之間需要進行合作來完成一些事業。應當將崛起的中國視為一個負責任的參與者，而不是一個搭便車者。在解決氣候變化、貨幣金融體系不穩定、流行性疾病等問題方面，雙方可以取得正和的結果。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庹震：強化互聯網思維推動媒體融合】
中宣部副部長庹震在8月19日2015媒體融合發展論壇上的致辭時指出，不管媒體如何發展，傳播方式和渠道如何變化，都要始終堅持正確輿論導向，對網上網下、不同業態進行科學管理、立好規矩、亮明底線、筑牢底線，建立良好的傳播秩序，大力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凝聚正能量。我們要強化互聯網思維，以先進技術為支撐，以內容建設為根本，以體制機制為動力，以重點項目為抓手，以隊伍建設為基礎，抓住重點工作和關鍵環節，加快推動傳統媒體和新型媒體深度融合。
當前，我國正在加快推進“互聯網+”，讓互聯網與傳統行業深度融合，創造新業態。我們要因勢而謀、應勢而動、順勢而為，進一步推動媒介資源、生產要素的有機有效整合，在媒體融合發展的道路上走穩走快走好。媒體融合發展是一項系統工程，也是一個嶄新的時代課題。良好開局難得可貴，未來更要銳意進取。
摘編自《人民日報》
【周漢民：思想建設的標志是政黨意識】
全國政協常委、民建中央副主席、上海市政協副主席、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院長周漢民指出，建設習近平總書記所要求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參政黨，首先要強調并著力推進的就是思想建設。中國各民主黨派的成長發展史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黨歷史的組成部分。各民主黨派成員必須堅守的政黨意識就是：民主黨派是政治組織，要有崇高的政治目標。當下，繼承和發揚各民主黨派老一輩領導人的高風亮節，學習他們的崇高精神，是健全各黨派成員政黨意識的重要環節。
政黨意識的加強體現在制度建設、組織建設、領導班子建設和后備干部隊伍建設等各方面，但其中核心之處就是思想建設。只有在思想上真正形成遠大抱負，才能在行動上堅守與中國共產黨肝膽相照、風雨同舟的政治操守。
摘編自《文匯報》
【張毅：社會信任機制缺失影響智慧城市建設】
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張毅、陳友福、徐曉林撰文指出，在人與人之間缺乏普遍信任的當下,智慧城市建設可能放大原本存在的各種社會風險。當前快速變化的社會環境以及智慧城市本身的一些技術特征都對社會普遍信任的形成和保護構成了挑戰,社會信任機制的缺失將威脅人與人、人與社會的基本社會關系,最終影響智慧城市建設。
社會信任機制缺失對智慧城市建設的影響表現如下:首先,普遍存在的技術漏洞和難以消除的技術風險削減了社會對智慧技術的信任。智慧城市的核心理念就是通過技術手段解決城市社會問題,但智慧技術本身就存在諸多難以克服的風險,當社會成員對智慧技術普遍持不信任態度時,智慧技術將很難真正嵌入到社會經濟活動和日常生活中,智慧城市建設也就很難真正意義上地有效開展。其次,制度乏力與公信力不足削減了社會對智慧城市制度體系的信任,當前我國面臨著智慧城市建設的制度供給不足和政府公信力下降問題,市民很難對智慧城市制度體系持完全信任的態度,從而面臨智慧城市制度信任風險。最后,人與人之間的弱聯系和不道德行為削減了城市社會的普遍信任,在現有虛擬社會的信任危機沒有得到有效解決,并且在智慧城市建設沒有提供新的有效的解決方案的情況下,很難構建起較高水平的社會普遍信任機制。
摘編自《大眾日報》
【王敬波: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不能止于“物理反應”】
王敬波撰文指出，黨的十八大之后，不斷深化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取得重要階段性成果，各級政府全面清理并公開行政審批事項，建立權力清單和責任清單，取消非行政許可審批項目，進一步下放審批權限，這對轉變政府職能，強化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釋放市場和社會的活力產生了積極的作用。但是我們也應該看到，在部分地區和行業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中仍然存在以下問題：第一，對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認識不到位，為了滿足上級政府提出的精簡審批事項的目標，對審批事項進行“打包”或者“拆分”處理，玩數字游戲。第二，部門各自為政，缺乏協調，有些需要多部門銜接的審批改革出現“鏈條斷裂”。第三，將審批事項“改頭換面”為服務事項或者其他事項，明減實不減。第四，將依法和按照管理事項不應下放的審批事項也下放，缺乏有效監管措施。
出現上述問題主要在于，簡政放權直接涉及權力和利益調整，有些部門和人員從部門利益出發，采取放大不放小、放責不放權、放虛不放實、放內不放外等做法。從歷次改革看，行政審批事項的調整只是“物理反應”，轉變政府職能才是“化學反應”。改革不能止于“物理反應”。如果政府職能不轉變，只有審批事項的局部調整，難免會重蹈覆轍，陷入“精簡、膨脹、再精簡、再膨脹”的怪圈。要想產生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化學反應”，還須找準以下突破口。
摘編自《學習時報》
【宋世明：創新監管方式是提高監管能力的“牛鼻子”】
國家行政學院宋世明指出，將事中事后監管做到位，落實生產經營者主體責任、落實部門市場監管責任和屬地政府責任、創新監管方式是三條最主要的路徑選擇。這其中，創新監管方式，解決政府事中事后監管的“抓手”，以科學、規范的常態監管，代替對運動式監管的過度依賴，是提高各級政府市場監管能力的“牛鼻子”。借助風險管理監管、運用強制性標準守住監管底線、運用大數據進行監管、信用監管、改進市場監管執法，是創新政府事中事后監管方式的五大基本選擇。
市場監管執法，是市場監管體系的基礎，是監管者作用于市場主體的顯性行為，是終止市場主體違法行為的最后手段，也是社會感知執法形象好壞、政府公信力高低的重要方面。改進市場監管執法，提高事后懲戒的威懾力，是當前各級政府最普遍、最基本、最常用的選擇。改進檢查機制，是改進市場監管執法的重要方面。如果依然沿用傳統的普查方法，已經解決不了有限的監管資源與相對無限的監管對象之間的矛盾，充分運用抽查已經是大勢所趨。隨機抽查，既是國際市場監管通行做法，也是我國海關系統從事海關監管的成功經驗。推廣隨機抽查，已經適得其時。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光明網記者 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