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瑟夫·奈 (Joseph Nye),1937年生,美國著名政治學家,哈佛大學“杰出貢獻”教授,牛津大學訪問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英國學術院院士,美國外交學會會員,“軟實力”理論提出者。曾就職于美國外交、情報及國防部門,曾擔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管理學院院長。
在一項針對國際關系學教授的調查中,約瑟夫·奈被評為對美國外交政策最具影響力的學者。2011年,美國《外交政策》雜志將約瑟夫·奈列為全球百大思想家。其著作包括《軟實力:世界政治中的成功之道》(Soft Power: 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權力的未來》(The Future of Power), 《美國世紀結束了嗎?》(Is the American Century Over?)等。
上世紀90年代的時候,我曾經寫道,中國的崛起可能會帶來沖突,但是如今我覺得這不可能。盡管一些分析者斷然主張中國不會和平崛起,還有人將這種情況類比于一戰期間德國的工業力量超過英國。但是正如修昔底德所警告過的,相信沖突不可避免往往就是最終造成沖突的主要原因。
當地時間6月3日晚,美國著名國際政治學者、哈佛大學教授、牛津大學訪問教授約瑟夫·奈(Joseph Nye)在牛津大學馬丁學院作了題為《2030年中國是否會超過美國》的演講。
約瑟夫·奈在演講中指出,盡管隨著中國、印度、巴西等國家的崛起,美國經濟在世界經濟中的比例有所下降,出現相對衰落。但是美國的衰落不是絕對的,美國仍然有自身的顯著優勢。美國的人口結構良好,總人口數量仍居于世界第三位,與歐洲、日本等相比,其人口結構更加年輕化,老齡化程度沒有那么嚴重。能源方面,技術進步帶來的頁巖氣革命極大地降低了美國對外部能源的依存度。技術方面,美國依然站在生物技術、納米技術及信息技術的前沿,而且美國優秀的高等教育體系可為其提供強大的智力支撐。
對于中國未來15年的發展,約瑟夫·奈提出,中國經濟在經歷了過去30多年的高速發展之后,如今出現減速,進入“新常態”,而中國經濟可否繼續保持高速發展仍有待觀察。除經濟總量大小外,人均GDP也是衡量經濟實力的一個重要指標,而中國的人均GDP與美國相比還有一定距離。貿易方面,中國仍存在產品附加值較低的問題。軍事力量方面,中國的軍事力量會增強,但是在未來15年內難以超過美國。軟實力方面,中國與美國也仍有一定差距。
因此,約瑟夫·奈認為,美國與中國是既競爭又合作的關系,兩國應當加強合作,共同處理一些全球問題,如何避免出現混亂無序的合作狀況是關鍵所在。
演講過后,本報記者圍繞軟實力、巧實力及中美關系、雙方實力對比等問題,對約瑟夫·奈教授進行了專訪。
1 中國優秀傳統文化是重要軟實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作為“軟實力”理論的提出者,您在《權力的未來》(The Future of Power)一書中指出,假如我們必須在硬實力與軟實力這二者間做出非此即彼的選擇,要選擇硬實力。但是您個人似乎更青睞軟實力。請您談談這個問題。
約瑟夫·奈:如果能夠通過軟實力來取得想要的結果,那么我認為它比硬實力要更好,因為這樣一來你為自己留下更多選擇的余地。不僅如此,使用軟實力解決問題,也給對方留有更多選擇的余地。在人類生活中,大部分情況下需要結合硬實力與軟實力,但越是能夠通過軟實力解決問題就越好。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在多個場合都提到,中國最大的軟實力來自于自身的傳統文化。您認為中國應當如何更好地發揮自身的軟實力優勢?
約瑟夫·奈:我認為中國傳統文化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世界上很多人也深以為然。中國古代哲學尤其是孔子和老子的著述以及中國的繪畫、雕塑、陶瓷等,對很多人都頗具吸引力。孔子學院所帶來的一大益處,就是它能夠幫助人們學習并了解中國傳統文化。通過孔子學院教授中國傳統文化,對中國軟實力很有益處。
《中國社會科學報》:盡管中國在努力提升自身的軟實力,但是國際上仍然會存在一些對中國文化及軟實力的誤解。您認為應當如何摒除這些偏見和誤解?
約瑟夫·奈:中國越是加強與外部世界的接觸,開放程度越高,就越有利于世界更好地理解中國。進行坦誠的交流并且愿意接受一些批評的聲音也很重要。更加開放并進行自我批評,會更有利于中國。
《中國社會科學報》:您還提出了“巧實力”的概念,并且將其定義為“結合軟實力與硬實力的有效戰略決策能力”。那么,對中國而言,應如何有效增強巧實力?
約瑟夫·奈:中國如果把經濟、軍事上的硬實力與自身的軟實力相結合,就會擁有巧實力。硬實力的增長可能會讓鄰國感到害怕,但是也能夠對鄰國產生吸引力,避免鄰國結盟反對。
目前,中國要增強巧實力,需要妥善解決與鄰國的領土爭端問題。中國本身如此之大又如此重要,因此必然是這一地區的主導力量。這也意味著中國有能力接受多邊行為準則,有能力調解諸多沖突。無論如何中國都是強大的,但是如果中國只是通過雙邊機制來解決爭端,可能使鄰國感到很有壓力,這樣會有損中國的軟實力。所以,我認為,采取更廣泛的多邊途徑對中國最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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