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中科技大學公共管理學院　張毅　陳友福　徐曉林

　　在人與人之間缺乏普遍信任的當下,智慧城市建設可能放大原本存在的各種社會風險。

　　在不久的將來,城市有望越來越聰明。查閱手機上的一款APP就能足不出戶享受交通、旅游等實時便民信息,家居可以將安防、燈光、采暖、煤氣閥一并控制,“智慧城市”正在走進我們的生活。但智慧城市建設對社會環境提出了不小的挑戰,在筆者看來,建設智慧城市,我們恐怕尚未準備好。

　　第一,從根本上來說,人決定了智慧城市建設的成敗。當前在我國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城市市民、建設者、管理者等多方面都難以滿足完全智慧城市建設的需求,從而不可避免地面臨相應的社會風險。

　　例如,建設智慧城市,需針對城市空間內的人和物設計嚴格的規則體系和社會秩序,并將所有人的行為限定在規則范圍之內,任何超越規則的行為將可能帶來秩序的混亂,這對于市民的文化基礎、技術能力、行為規范意識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如,智慧城市對復合型人才的需求非常急切,但是目前國內缺少高素質、全面了解智慧城市建設、運行和管理各環節以及產業鏈各方面的復合型專業人才,人才供給結構和需求結構的不匹配將直接影響智慧城市的系統性建設。

　　在智慧城市建設過程中,城市規劃者和管理者扮演決策者角色,但是,管理者將面臨著諸多的障礙和不確定性,從而很難避免決策出現偏差。

　　首先,管理者對智慧城市核心理念的理解偏差影響智慧城市建設效率,城市管理者主要基于智慧城市對當前城市發展困境的積極效應(如治理城市突出問題、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增加就業等)來進行決策,而較少考慮智慧城市的核心價值和邏輯基礎。其次,城市管理者經驗的不足也將影響智慧城市建設,不少城市規劃者在制定智慧城市發展規劃時主要是借鑒其他城市暫時領先的建設經驗,這就可能造成不同城市之間不同程度的相互模仿,導致智慧城市建設的趨同性。再者,決策支持體系不健全提高了管理者決策的難度與風險,從總體上來看,我國決策支持資源非常有限,決策支持效果不足,使得城市管理者在開展智慧城市建設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

　　第二,智慧城市鮮明的技術特征要求實行一種突進式的社會制度創新,需要在較短時間內建立起一套全新的制度體系,以維持快速變化的社會環境的正常秩序,在此過程中,容易產生制度風險。

　　例如,智慧技術的廣泛應用對社會協同治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首先,我國城市協同政務發展面臨的最大障礙不是技術問題,而是組織體制問題,條塊化的行政體制嚴重制約協同政務的推廣。其次,我國社會組織建設發展仍處于起步階段,很難充分發揮積極作用,智慧城市的社會價值將會被明顯削弱。再次,政府部門與虛擬社會組織之間的合作還處于嘗試性階段,協同治理的方式和內容也很有限,并且往往是單一方向的,例如政府可以要求虛擬社區組織取消某些社區成員的發言權利從而遏制謠言的傳播,但虛擬社區組織很少要求政府部門協助處理社區成員不合規則的虛擬行為。

　　再如,法律法規體系不健全,其構建明顯滯后于信息技術的快速更新以及智慧城市建設所引起的社會快速變革,因此,以隱私權為代表的信息應用安全得不到有效保障,云計算運用所引發的知識產權問題也難以得到有效解決,因知識產權所引發的利益沖突也將影響社會整體秩序的構建。

　　第三,智慧城市建設包括大量隱性的非制度性風險因素,例如習俗、價值觀、道德、倫理、社會信任等,有時候這些非制度性因素的影響要比制度性因素更具有決定性作用。

　　由新一代信息技術驅動的智慧城市建設覆蓋了管理、組織、技術、政策、社區、經濟、基礎設施與自然環境等諸多內容,將快速改變人們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對公共空間、社會形態和個人行為產生較大的影響。與信息技術和社會環境的快速變化相比,非制度因素往往具有更強的路徑依賴性和歷史延續性,表現出明顯的保守性和滯后性,在短時間內要求社會普遍理解智慧城市的核心理念并傳遞其價值顯得十分困難,從而產生一定的社會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