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供給側改革、社會救助、城鄉二元社會結構、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話語權、農業4．0、傳統節日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李佐軍：供給側改革是引領經濟新常態的必由之路】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光明網理論專家委員會委員李佐軍指出，隨著中國經濟進入新階段，出現了很多新情況，需要我們有新認識。近年來，習近平總書記與時俱進地提出了經濟新常態和供給側改革等新思路和新戰略。從經濟新常態到供給側改革，反映了認識的不斷深化。這兩個概念有著密切的關系，供給側改革是引領經濟新常態的必由之路。
為什么說經濟新常態需要供給側改革引領？首先，經濟速度的新常態需要供給側改革來引領；其次，發展方式的新常態需要供給側改革來引領；再次，經濟結構的新常態需要供給側改革來引領；最后，經濟動力的新常態需要供給側改革來引領。
摘編自光明網
【林閩鋼：發展社會救助，編織好覆蓋全民的基本民生安全保障網】中國社會保障學會社會救助分會會長、南京大學教授林閩鋼認為，“十三五”時期，我國社會保障發展處于新的戰略機遇期，也是完善社會救助體系的關鍵時期。在經濟發展新常態下，要抓住社會救助的發展機遇，統籌城鄉社會救助建設，編織好一張覆蓋全民的基本民生安全保障網，充分發揮社會救助的托底作用，推動經濟社會協調發展，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夯實基礎。（1）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社會救助需要定型、升級和優化。（2）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社會救助需要發揮強有力的托底作用。
“十三五”時期，社會救助的發展目標，應當是全面實現城鄉統籌，社會救助體系逐步完善，社會救助水平穩步提升，托底線、救急難、可持續將取得明顯進展，到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斗目標時，形成制度完善、相互銜接、運行有效的社會救助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真正實現社會救助法治化、多元化、精細化。“十三五”時期社會救助的發展重點，應當包括進一步增強對困難群體的基本生活保障能力，提升臨時救助的托底作用，強化救助服務和管理效果，形成跨部門救助協同格局。
摘編自光明網
【馮仕政：打破城鄉二元社會結構的關鍵是“身份下鄉”】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教授、黨委書記馮仕政指出，現在農民不是沒有國民身份，而是這個身份的內涵不但太單薄，而且太模糊和隨意了，很多在憲法上規定了的內容都落不到實處，常常被農民這個身份“架空”。這實際上意味著，他們首先是被當作農民，而不是國民來對待的。這就有點本末倒置了。現在很多農村和農民政策，不管是苛刻農民的，還是厚待農民的，都沒有跳出這種思維窠臼。這樣的政策思考和制度安排，即使是好心，也未必得到好報。
國家應該首先確認和落實所有人的國民身份，然后再根據其他屬性把他們劃分成市民、農民、X民……這樣，整個社會才能不斷地整合和統一，不然，永遠是城鄉二元結構。就現代化的基本趨勢來說，只要存在城鄉二元結構，鄉村總是弱勢和吃虧的一方，好不了的。怎么打破城鄉二元社會結構？關鍵不是什么資本下鄉、技術下鄉，我看關鍵是“身份下鄉”。只要獲得了平等的身份，人的自由活動自然會把城鄉鴻溝彌平。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只要把這個因素調動起來，比其他任何因素的作用都要大，都要有效率，都要更持久。不解決身份問題，其他生產要素再怎么下鄉，人永遠是兩群人，鴻溝就永遠在那里。
摘編自《新華日報》
【左海聰：中國提高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話語權需要各方協力】南開大學法學院院長左海聰指出，隨著經濟全球化的深入發展，全球經濟治理越來越重要。對于一個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大國來說，提高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事關自己的切身利益。未來，中國將持續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同時將繼續實行互利共贏的對外開放戰略，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因此，中國提高全球經濟治理制度性話語權還有很大空間。在這方面，除了政府積極作為，還需要各方協同努力。
進一步發揮企業的作用。企業是全球經濟治理的主要需求者和直接受益者，企業及行業協會也往往直接參與行業全球標準的制定；進一步發揮法律服務機構的作用。制度性話語權的提高和運用需要法律專業人士的全面參與，實現政府、企業與法律服務機構的協同配合；進一步發揮智庫的作用。政府機構和企業可以通過委托服務的方式，將一些重要的政策設計和談判議案委托給智庫去研究完成。
摘編自《人民日報》
【溫鐵軍：農業4．0需要與“互聯網＋”密切結合】中國人民大學農業與農村發展學院教授溫鐵軍撰文指出，農業4．0版是我們在新世紀第二個十年提出的。一方面在手段上是要借助“互聯網＋”，另一方面在理念上是社會化的、城鄉合作的互動的、生態化的。當然，如何讓農業體現出中央倡導的生態文明戰略，這是下一步農業3．0版和農業4．0版要考慮的問題。傳統社會、特別是亞洲這種原住民社會，農業從一萬年前開始的時候就是多樣化的原生農業；當代強調可持續發展，也應該是農業3．0與4．0構成有機結合的社會化生態農業體系。
農業4．0確實需要與“互聯網＋”這個工具密切結合，使用互聯網加本地化的題材、景觀、本地化的標志、休閑旅游等。其實，更大程度是要利用互聯網內在體現的各階層公平參與，實現市民與農民都能夠廣泛參與的“社會化生態農業”，而社會化生態農業本身又是中華文明傳承之載體。也就是要進一步借助互聯網工具，實現農業的“社會化＋生態化”。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張勃：傳統節日的傳播體現出全媒體化傳播的特點】北京聯合大學北京學研究所研究員張勃傳指出，傳統節日是中華民族優秀的文化遺產。作為歷史悠久的文化傳統，中華傳統節日在傳統社會有其特定的傳播方式，主要依靠人的空間移動、國家政令的頒布以及節日文獻（如文稿、書籍）的傳播來實現。如今，由于電子媒體、數字媒體的發展和普遍使用，綜合運用文字、影像、圖表、聲音等各種表現形式全方位、立體地展示傳播，并通過傳統媒體和新媒體等多種媒體加以展示，成為普遍訴求和社會現實；同時，除了職業傳媒外，人人都可借助數字科技成為制作、復制、發布、傳播信息的媒體，正是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社會進入了全媒體時代，而傳統節日的傳播體現出全媒體化傳播的特點。
傳統節日的全媒體傳播，不僅大大提升了傳播的速度與廣度，而且大大豐富了傳播內容，尤其是節日生活即個人或群體如何過節的內容，比如節日飲食、節日服飾、節日活動、節日心情感悟等。此外，它也密切了傳承與傳播的關系。傳承重點在縱向傳遞，傳播則強調橫向傳遞，二者是傳統節日兩種不同的存在方式，本來關聯性不強，但現在關系甚大。傳承的好壞極大地影響傳播的速度、廣度與強度，傳播的速度、廣度與強度極大地影響傳承的效果。在傳統節日重振復興的語境中，傳播傳統節日的知識、信息，不僅是了解和理解并進而熱愛傳統節日的必要途徑，為傳承所必需，而且也在很大程度上營造了傳承的氛圍。十分重要的是，留言、點贊、評論、發紅包、按住說話、音頻聊天、視頻聊天等交互性功能的設置，保證了身處異地的親朋好友能夠同時參與、分享節日的歡樂。也因此，全媒體時代不僅在很大程度上延續了節日豐富生活、凝聚人心、傳承文化、推動經濟發展、促進社會和諧、緩釋心理壓力、滿足情感需求等多種功能，也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新的過節的內容和方式。
摘編自《光明日報》
（光明網記者 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