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城鄉協調發展、精準扶貧、未來五年的五大挑戰、我國財政運行、文化供給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譚平：推動城鄉協調發展，既要“求同”，也要“存異”】
中共湖南省委統戰部常務副部長譚平撰文指出，堅持城鄉協調發展，是增強一個國家和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整體性的有效路子。只有增強城鄉發展的整體性、協調性，體現兩者差異性和互補性，方能行穩致遠。推進城鄉發展一體化，不是以城市為中心，單純地推進新型城鎮化、把農民變市民，也不是以鄉村為中心，單一地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把農村變城市，而是要堅持城鄉并重，把工業與農業、城市與鄉村、城鎮居民與農村居民作為一個有機整體統籌推進，促進城鄉在發展理念、規劃布局、要素配置、產業發展、公共服務、生態保護等方面相互融合、共同發展，在城市能品味到鄉村的生活品質，在鄉村能享受到城市的現代文明。
在強調整體推進的同時，還要突出差異性和互補性。城與鄉作為兩種不同經濟社會空間形態，具有不同的自然屬性、人口分布、社會功能。推動城鄉協調發展，既要“求同”、突出一體化，也要“存異”、避免等同化，不能按建設城市的辦法來改造農村、用城市的生活模式去占領農村。要防止農業和工業這兩個不同的產業形態同質化、農村和城市兩個不同的景觀趨同化，尤其是新農村建設更應保持地域特色、保留民俗風貌。城市與鄉村擁有諸多方面的互補性和共生性，農村的發展離不開城市的輻射和帶動，城市的發展也離不開農村的促進和支持。推進城鄉協調發展，應當把城市和農村緊密聯系起來，堅持城市與農村錯位發展，促進城鄉之間各種要素的雙向流動。在吸納更多農村人口進城落戶定居的同時，讓留在農村的人口安居樂業，并吸引更多城市人口到農村休閑居住，增強農村活力，做到“進城”和“下鄉”各得其所，形成優勢互補、相互依存的城鄉一體化生產生活格局。
摘編自《光明日報》
【陳釗：扶貧方案不能包治百病，精準扶貧須讓“無形的手”主導】
復旦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陳釗指出，新形勢下，精準扶貧的提法和思路本身就相當“精準”。在扶貧工作初期，一般化的幫扶政策往往能起到很大的效果。但在新形勢下，我國的貧困問題呈現出貧困地區分散、致貧原因各異等新情況，寄望于一種“包治百病”的扶貧方案已不現實，只有一對一制定個性化的扶貧方案才能解決問題。
通常概念中，政府在扶貧中能做的事情更多，但在精準扶貧年代，是時候讓市場這只“無形的手”來主導扶貧工作了，而政府則可以順應市場趨勢加以引導及推動。市場是資源配置最有效的途徑，在扶貧工作中發揮市場的力量，就是要讓勞動力要素、土地的使用權利（農轉非指標）在城市和農村之間能夠充分自由流動。雖然傳統的觀念認為，扶貧要就地開發資源、引進投資。但人口在流動之中隱藏著更多脫貧的機會。在我國最近一波的城市化浪潮中，大量農民離開農村進入城市工作，不僅解決了自身的貧困問題，還促進了城市的發展。農村人口的減少使土地有了集聚的可能，大規模的機械化耕作使農業的發展方式由粗放走向集約，也更進一步促進了農業的現代化。另外，扶貧工作中也要尊重資本流動的規律，盲目引進資本可能適得其反。不能貧困沒被“扶起”，生態環境卻“倒下”了。所以，扶貧工作自始至終都應該尊重市場的“選擇”。
摘編自《解放日報》
【周天勇：2016—2020，未來五年的五大挑戰】
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周天勇認為，“十三五”時期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決勝期，也是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后發展的關鍵階段。未來五年，我們可能面臨五個方面的重大挑戰。挑戰一：人口增速下行導致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由人口增長放緩、人口低生育導致的少子化與老齡化，對我國經濟增長影響最大，占到本次經濟下行50%到60%的權重。挑戰二：中國參與國際競爭面臨諸多不利因素。一方面是實業、投資及服務業消費的外流。另一方面是我國在“走出去”的過程中與其他大國相比，在文化、組織、制度等軟實力方面相對處于弱勢。挑戰三：重大關鍵改革任務能否按時完成。現在來看，改革可能會面臨以下三方面問題：一是目前改革還處于頂層設計階段，部門的利益以及集中權力的色彩很難全部消除掉；另外，一些改革方案不能科學化、民主化與公開化地來討論和推進。二是由于部門之間、中央與地方之間存在利益的博弈，使很多改革方案可能成為缺乏力度的妥協方案，甚至存在使改革形式化、被走樣的可能。三是在全面依法治國的背景下，我們提出要立法在先、依法改革，然而改革有的時候其實是一個觸犯原有法律、法規的過程，改革者很容易陷入冒非常大風險的窘境，這是很多改革雷聲大、雨點小、觀望者多的重要原因。挑戰四：技術創新及產業化的不足使彎道超車難度加大。在創業創新方面，我們面臨著國際競爭、改革遲緩與轉型困難的挑戰。大體上包括三個方面：一是我們在技術引進、消化吸收到再創新，包括從集成創新到自給自足創新方面，都受到美、歐、日、俄、韓等在很多領域的技術競爭。二是在技術創新的知識產權以及利益分配機制上還存在諸多弊病和障礙。三是我國在全球技術領先領域中總體上只占19%左右，同步的也只有1/4，在世界關鍵性技術領域中54%的技術還處于跟隨狀態。挑戰五：產業升級與經濟結構調整面臨困難。一是從制造業升級面臨的環境來看，圍繞“互聯網+”的商業模式創新多，而硬件技術的創新比較少。二是工業內部結構不平衡且轉型難度較大。三是我國的服務業由于在加入WTO（世界貿易組織）后沒有全面放開，導致服務需求大量流出國外。四是我國的城市化也不利于服務業的發展。五是傳統產能的調整受到“人往哪里去、錢從哪里來、需求在哪里”三大問題的制約。
摘編自《人民論壇》
【高培勇：“基礎和支柱說”亮明了當前和未來我國財政運行的底色】
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表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提出“財政是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新論斷，得到社會各界普遍認同。“基礎和支柱說”是一個具有一般意義的論斷，是對同現代國家治理相匹配的財政運行規律的概括。它不僅適用于改革，而且適用于發展；不僅適用于當前，而且適用于未來；不僅適用于中國，而且適用于世界。它揭示了人類經濟社會發展的一個共同規律。
“基礎和支柱說”亮明了當前和未來我國財政運行的底色。在國家治理中履行基礎和重要支柱的使命，已經成為我國財政必須致力于完成的經常性工作和根本性任務。按照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和“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要求，促進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發展理念的貫徹落實，是財政必須承擔的重要職責和作用。這意味著我國財政邁上了一個新的發展平臺，應當樹立新的理念，歷史地、辯證地認識財政運行的階段性特征，準確把握財政運行的新規律。為此，全面而適時地調整以往習以為常的理念、思維和做法，以新的科學理念、思維和做法推動我國財政理論和實踐實現轉型，是非常必要的。我國財政應在不斷把握新規律、構建新格局的過程中，通過全面深化改革向著既定方向穩步前行，為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促進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發揮更大作用。
摘編自《人民日報》
【張振鵬:提升文化供給質量 創造文化消費需求】
國家社科基金項目“小微文化企業商業模式與發展研究”負責人、濟南大學教授張振鵬強調，我國目前文化供給存在的主要問題，一是基本文化消費供給過剩且質量不高，既無益于社會價值體系的建構，也有礙文化消費市場的有序運行；二是啟迪心智、陶冶心性、滿足消費者較高層次精神追求和情感體驗的發展型文化消費品，供給數量和質量都明顯不足；三是享受型文化消費品質量參差不齊但價格高企，抑制了消費意愿和市場的健康發展，供給質量標準與價格體系有待完善。
真正能夠滿足文化消費需求的不是產品，而是產品質量；能夠激發消費者持續文化消費需求的不是供給數量，而是供給質量。提高文化供給質量的關鍵在于制度設計，遵循市場規律和文化需求特征，鼓勵增產適銷對路的文化產品，嚴格控制產品同質化傾向，積極滿足多樣化文化需求，提高產品科技含量、文化價值、藝術品位，更新產品開發理念、創意和內容。通過供給側的結構性改革，增強文化供給的有效性，創造和滿足文化消費需求。
摘編自《光明日報》
【李培林：五大發展理念是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學部委員李培林認為，五大發展理念構成一個完整的新的發展理念體系，把我國的發展理念提升到一個新的水平。堅持五大發展理念是關系我國發展全局的一場深刻變革。1.把創新納入我國的發展理念體系，并排在五大發展理念之首，這本身就是一個重大創新。過去我們說，不改革只能是死路一條，現在我們也可以說，不創新也是死路一條。2.協調對于我國發展具有特殊的意義，是持續健康發展的內在要求。目前，發展的不協調問題格外突出，成為我國發展的一個突出短板。必須對協調發展問題有高度的憂患意識，特別是要解決好農村地區、發展落后地區和貧困人口的發展問題。3.綠色既是永續發展的必要條件，也是人民對美好生活的期待。“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是在“綠水青山”和“金山銀山”兩難選擇中走出的一條新路。4.開放是大國崛起和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改革開放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順應了經濟全球化和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大勢，帶來了我國經濟發展的持續繁榮。5.共享是發展的目的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我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我們要全面建成的小康社會，是一個共建共享的社會。
創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這五大發展理念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是我國在新的發展階段以解決突出難題、瓶頸問題、短板問題為導向提出的新的發展理念體系。其中創新是發展的第一動力和新的源泉，協調是發展的內在要求和處理重大發展關系的基本遵循，綠色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障和必要條件，開放是大國崛起和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共享是發展的根本目的和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落實和踐行新的發展理念體系，將成為我國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的一場重大變革。
摘編自《中國教育報》
【孫彩紅：政府創新治理須實現多領域治理方式的多樣化】
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孫彩紅撰文指出，今年是“十三五”開局之年，鑒于“十二五”期間政府改革和轉型實踐，筆者認為，為了保障完成“十三五”規劃的主要目標，實現有效的政府治理，還需要從關鍵主題上進一步推動創新。實現提供公共服務、社會治理、環境治理、市場監管等重點領域的治理方式創新，不單是市場化的方式，還包括社會化的各種方式。
創新公共服務供給方式，通過多種途徑來滿足多元化的公共服務需求。利用合同、委托等方式向社會組織與企業購買某些領域的公共服務，在公共文化、醫療等民生服務領域應有新突破；特別是統籌城鄉發展與提供農村公共服務方式創新，包括農村基礎設施、環境治理、農村產業發展的服務等領域創新。創新社會治理，尤其是網絡治理方式，重點是創新各種新媒體與網絡安全的治理思路與方式，堅持監管與引導相結合的共同治理方式，維護網絡安全有序發展。創新政府監管方式和促進監管轉型，比如創新監管金融與企業的方式，尤其是要強調金融企業對實體經濟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作用關系，改變傳統的監管手段，并且及時把監管結果公開。政府統計與決策方式創新，政府應對大數據時代挑戰，不斷完善統計制度與決策方式，通過與掌握各類大數據信息的優勢企業合作，實現合作治理。
摘編自《文匯報》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