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文化＋”、全要素生產率、社會治理、公民道德、小康社會、結構性改革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高尚全：“老鄉”問題的四個破解之策】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會長高尚全指出，《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的建議》的重心是如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明確了，但是到底有什么問題，到底有什么短板，到底有什么薄弱環節？如果這個不找準，那么實現全面小康社會將會有困難。現在的短板還是農村，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講“小康不小康，關鍵在老鄉”，如果不解決“老鄉”的小康問題，全國的小康就解決不了。當下“老鄉”的問題主要有四個。第一，貧困人口如何進入小康社會？改革開放以來我們雖然已解決了3億多的貧困人口，但現在的任務還非常艱巨。第二，要讓農民的資產變成資本。第三，城鄉要素要雙向流動。第四，加強互聯網的發展。
摘編自《北京日報》
【郭永輝：以“文化＋”的理念推動文化產業崛起需把握五個方面】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郭永輝表示，以“文化＋”的理念推動文化產業發展，必須著力把握以五個方面。一、牢固樹立“文化＋”的意識。 “文化＋”應成為國家意識和全民意識，我們必須站在國家發展戰略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高度審視“文化＋”的意義，強化“文化＋”的自覺。二、牢固樹立“文化＋”的戰略思維。要以“全鏈接”“零距離”的理念看待“文化＋”，實施“文化＋”戰略，把文化產業上升到創意產業、創意經濟、文化經濟的時代潮流中加以認知和把握。三、牢固樹立“文化＋”的市場意識。 “文化＋”孕育的文化產業，生命力在于文化創意，要加快“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轉變，立足市場高端前端，推陳出新，使最新的文化創意從工廠走向市場，保持“文化＋”的主動權、主導權和衍生力。四、充分發掘文化潛力。中華文化博大精深，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科技文化、精神文化、軍事文化自成體系又獨具特色；不同民族、不同地域的文化豐富多彩、競相綻放……與之形成反差的是，我們對文化資源的利用尚存不足。五、兼顧經濟與社會兩個效益。“文化＋”催生的產業、產品，必然承載著經濟和文化雙重屬性，而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是社會主義文化產業必須遵從的基本法則。
摘編自《光明日報》
【徐漢明、張新平：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必然實現社會治理法治化】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治發展與司法改革研究中心徐漢明、張新平認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從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高度，作出創新社會治理體制的戰略部署。法治是國家治理的基本形式。實現社會治理現代化，必然要求實現社會治理法治化。
國家治理現代化的重要內容。法律是治國之重器，國家治理現代化內在地包含國家治理法治化。社會治理作為國家治理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過程中，必須實現依法治理。法治是規則之治。只有將法治作為國家治理現代化的核心內容，才能保證國家和社會治理的規范性、科學性、穩定性。社會治理創新的重要目標。推進社會治理創新，很重要的一點就是實現社會治理法治化，把社會治理納入法治軌道，強化法律在維護群眾利益、化解社會矛盾中的權威地位，推動形成辦事依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的良好社會氛圍，有效維護社會和諧穩定。新形勢下的社會治理創新，應更加突出黨委和政府主導下的社會各方面參與，更加突出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提高社會治理領域各項工作的法治化程度，推動社會治理盡快進入法治軌道。
摘編自《人民日報》
【蔡昉：轉方式和調結構是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必由之路】
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蔡昉指出，經濟發展新常態下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不可能在和風細雨中實現，而需要經歷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產業結構調整的陣痛。在存在大量農業剩余勞動力的情況下，勞動力向生產率更高的非農產業轉移，可以像摘取低垂的果子一樣，立竿見影地獲得資源重新配置效率。但是，隨著農村人口年齡結構的變化和勞動力大規模轉移出來，勞動力轉移速度將明顯放慢。未來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主要將來自改革紅利，而改革紅利則直接體現在發展方式轉變和結構調整的效果上。具體來說，旨在保持可持續中高速增長的經濟體制改革，歸根結底要通過延長人口紅利以及尋找新的增長動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市場和政府在其中都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首先，通過清除一系列與戶籍制度相關的體制障礙，可以進一步疏通勞動力向非農產業的轉移，穩定城鎮化速度，獲取資源重新配置效率，提高潛在增長率。其次，在推動全要素生產率提高的過程中，企業的微觀經濟活動是創新的中心，政府的作用是在宏觀層面創造良好的激勵機制和政策環境。最后，全要素生產率應該以適當的形式成為引導創新發展的指標。
摘編自《北京日報》
【劉飛：公民道德需大力引導 不宜由國家或政府強制供給】
劉飛撰文表示，發揮法律在公民道德建設中的作用。我們需要注意到公共生活、公共交往活動與私人生活、私人交往不同，私人交往主要建立在情感、情理的基礎上，而公共交往、公共生活主要建立在法理、法律和契約的基礎上。所以公民道德建設離不開法律的作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要對公德發揮引導和塑造的作用，就需要以制度、法律的形式將自身固化、強化，向全體社會成員清晰地表達出來。培育和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需要營造良好的社會氛圍，把社會核心的價值原則轉化為日常生活的道德規范，亦即轉化為禮的要求，去引導、教育民眾在日常生活、行為中自覺地遵守和踐行。公民道德需要大力引導但卻不宜由國家或者政府來強制供給，它需要在社會生活中內在的生發醞釀。國家更重要的工作是以硬性的法律規范來保證公共生活在正當的界限之內，只要其沒有逾越體現最基本價值原則的法律底線，就應當允許其自主的發展；同時國家又能夠以比較開放包容、比較寬泛的價值信念去引導公民道德的生成。開放性的現代社會要求開放的公民道德，亦要求社會的基本價值觀念保持開放的態勢。
摘編自《學習時報》
【李佐軍：結構性改革需要從六方面去著手推進】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研究所副所長李佐軍指出，中國目前的結構性問題主要包括產業結構、區域結構、要素投入結構、排放結構、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和收入分配結構等六個方面的問題。這六個方面的結構性問題既相對獨立、又相互疊加，需要通過結構性改革去有針對性地解決。一是產業結構問題。產業結構問題突出表現在低附加值產業、高消耗、高污染、高排放產業的比重偏高，而高附加值產業、綠色低碳產業、具有國際競爭力產業的比重偏低。二是區域結構問題。區域結構問題突出表現在人口的區域分布不合理。三是要素投入結構問題。必須要加快科技體制、教育人才體制等改革，優化要素投入結構，更多地實現創新驅動。四是排放結構問題。必須加快推進生態文明制度改革，特別是推進自然資源資產產權制度、自然資源用途管制制度、資源有償使用制度、生態補償制度，以及用能權、用水權、排污權、碳排放權初始分配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五是經濟增長動力結構問題。我們要更多地依靠改革、轉型、創新，來提升全要素增長率，培育新的增長點，形成新的增長動力。六是收入分配結構問題。有必要加快推進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社會福利制度改革、產權制度改革和財稅制度改革等，促進收入分配的相對公平，縮小貧富差距。
摘編自《經濟日報》
（光明網記者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