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執政為民思想、國企腐敗、城鎮化與農民收入、司法干預、“十三五”時期社會保障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趙秀玲：執政為民思想面臨的三大困境】
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趙秀玲撰文指出，中國政府在執政為民思想指導下所進行的治理方式的轉型，應當給予充分肯定和贊賞，但這并不是說這種轉型已經完成。事實上，我們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看到了存在的不足和問題，從某種意義上說，執政為民思想的落實和政府治理方式的轉變還處于初始階段，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和努力。概括起來，現在面臨的三大困境應當給予關注。
一、官本位思想的流毒。相比于中國古代，受市場經濟和現代思想影響的中國人漸漸超越了官本位思想，不過也應該看到，這種思想并非是一朝一夕能夠改變和消除的，它是一項長期而又艱巨的工作；二、特權階層勢力坐大。執政為民思想的核心即“心系”廣大人民群眾，官民平等，甚至官員甘作人民的公仆，即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如果廣大干部像國民黨官員一樣“做老爺”，那么執政為民和服務型政府就會失信于民，甚至會變得滑稽可笑；三、公民素質有待提高。成熟的服務型政府必須有成熟的公民。從嚴格意義上說，無論中國農民還是市民，他們都離真正的公民還有很大的距離，這需要政府、家庭和個人的共同努力。其中，服務型政府所應承擔的責任更大，也更為迫切。
摘編自《學習與探索》
【劉智峰：國企腐敗現象違背了社會主義的本質屬性】中共北京市委黨校黨建教研部副主任劉智峰指出，社會主義的本質在經濟上的表現形式一是公有制為主體，二是共同富裕。國有企業的建立和經營就是公有制的重要體現，是保證共同富裕的重要方式，就是通過國家占有和控制生產資料以及在全體人民中公平分配企業的利潤來達到人民在財產收入上的基本平等，防止資本主義私有制下的兩極分化。所以，建立、改革和發展壯大國有企業的目的就是為了實現社會主義，實現共同富裕。要在具體的實踐中做到這一點的前提條件是國家作為代表全體人民的出資人和所有者具備公平分配企業利潤的能力，但在現實中卻難以做到這一點。
中國社會的貧富差距和兩極分化的趨勢正在演化之中，尚看不到縮小的跡象。在這一貧富分化加劇的趨勢中，國有企業的壟斷地位帶來的分配不公以及國企領導層的貪污腐敗現象等是個無法忽視的因素。毫無疑問，國企官員在通過腐敗的方式迅速積累起個人和家族財富的同時，是盜竊了國家的，實際上是全民的資產，這些財富本來應該是在人民中公平分配的，但少數人攫取了絕大多數人的財產，損害了人民的利益，所謂共同富裕和平等的社會主義本質就難以避免地受到了嚴重的腐蝕。可以說，所謂公有制在那些出現了腐敗現象的國有企業里已經失去了本來的含義，變成了實際上的私有了。如朱镕基在1994年的一次講話時所說：公有制的主體是國有企業，如果連國有企業都管不住，把國有資產流失了，就是私有化了，就談不上社會主義了。國有資產可以說是我們全國人民的共同財產、國家的命根子、社會主義的根本保證。如果不能很好地遏制國企腐敗現象，造成國有資產的私有化，說我們的社會主義本質會逐漸改變就不是危言聳聽。
摘編自《前線》
【張紅宇：城鎮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不可忽視】農業部農村經濟體制與經營管理司司長張紅宇撰文指出，從農民收入的動力源看，城鎮化對農民收入的影響不可忽視。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具體的要解決三個“一億人”問題，即促進一億農業轉移人口落戶城鎮，改造約一億人居住的城鎮棚戶區和城中村，引導約一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三個一億人”直接關系到農民增收。首先，繼續轉移農村勞動力，增加農民外出務工的數量，可增加農民工資性收入總量；其次，城鎮化持續健康發展有利于農民工就業和工資水平提升；第三，通過城鄉資源均衡配置、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等方面改革，逐步解決進城農民及其隨遷家屬的住房、教育、醫療、社保等問題，有利于降低農民在城市生活的成本，間接提高農民收入。總的來看，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促進農民收入增長，必須內外結合、多輪驅動，充分釋放各方面積極因素，努力拓展新的動力源和增長源。
摘編自《農民日報》
【萬毅：防止司法干預司法人員“守土有責”】四川大學法學院教授萬毅認為，長期以來，當我們談論司法干預導致冤假錯案時，總是更多地批評領導干部違法干預案件處理結果，責任似乎是單方面的，但實際上，“一個巴掌拍不響”，司法機關以及司法人員自身在職業倫理上的缺位，即司法人員缺乏正義感和責任感，尤其是缺乏對抗上級領導“違法指令”的勇氣和魄力，同樣是造成冤假錯案發生的重要原因。
防止司法干預，司法機關首當其沖、守土有責。《規定》已經為領導干部干預司法劃出了“紅線”，但要真正確保司法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還需要司法機關自身“硬”起來，需要每一位司法人員在上級領導干部跨越“紅線”發出違法指令時，有膽量、有骨氣、有底氣說“不”。而要做到讓每一位司法人員有骨氣、有底氣，應從兩方面努力。一方面需要加強對司法人員的保障，另一方面，需要加強司法人員的職業倫理建設，塑造司法人員的獨立品格，形成司法人員敢于“不服從”的風氣。對于敢于堅持己見、堅守底線，有勇氣和魄力對抗上級領導不當指令的司法人員，應當保持尊重、致以敬意，而不應將之視為“不諳世事”的“刺頭”予以排斥、打壓，必要時，全體司法人員應當秉持“心理一體”的原則予以同情和聲援，借此構筑防止司法干預和冤假錯案的倫理防線。
摘編自《檢察日報》
【劉培林：不動產登記——以透明推動善治和良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戰略和區域經濟研究部研究員劉培林指出，對不動產進行統一登記，登記信息在不同層級登記機構之間實時共享，登記信息與審批和交易信息之間的實時互通共享，這些措施首先起到的效果是“透明”。透明是良治和善治最關鍵的要件。沒有透明，即便具備人們期待的其他條件，也不能實現良治和善治；而且這些條件也難以鞏固。有了透明，即使人們期待的其他條件稍微滯后，治理也會得到改善；而且，透明會驅動這些條件加快發育。透明還會推動其自身不可逆地向前發展，比如，我們可以預期，隨著不動產登記制度不斷完善和積累經驗，不動產的公開會逐步推進，不動產的登記和公開也會跟進。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胡鞍鋼：“十三五”時期我國應著力打造中國社會保障“升級版”】
清華大學國情研究院胡鞍鋼、楊竺松、鄢一龍撰文指出，我國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有賴于投入、制度和國家能力三大支柱的同步建設，從而回答好如何保證社會保障投入可持續增長、如何不斷健全和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和保障機制以及如何通過提高國家基本公共服務水平來推動社會保障事業的發展這三個關鍵性的問題。由此出發，“十三五”時期的社會保障發展應著眼于增強社會保障體制機制與經濟發展、收入分配、勞動就業、財政稅收等重大制度變革的系統性、協同性，優化社會保障體系自身結構及責任分擔機制，實現社會保障權責在中央與地方之間、各級政府與社會組織、個人之間進行合理配置。
“十三五”時期，從社會保障發展的機遇來看：首先，當前我國已經基本建立起了完整的社會保障體系，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又提出了“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續的社會保障制度”的相關改革部署，為中國社會保障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最大機遇；其次，中國國家能力尤其是財政汲取能力的增強，以及未來相當一段時期內經濟還將保持持續中高速增長，加之用于社會保障事業的公共支出占GDP比重還將進一步提高，有條件為社會保障制度的發展與完善提供必要的財力支持；再次，城鄉一體化發展將為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持續變革提供外部壓力。
從挑戰來看，首先，我國的超大人口規模以及人口老齡化、老齡人口數量快速增長所帶來的壓力，在短時間內難以化解；其次，隨著城鎮化的快速推進，從農村向城鎮、城鎮與城鎮之間的大規模人口流動，以及就業崗位對勞動者的粘性下降，使得我國人口總體呈現出高流動性特征，對社保資金征繳和社保福利供給帶來困難；再次，我國社會保障發展長期形成的利益失衡與利益固化藩籬，以及體制性障礙造成的路徑依賴不易突破，現行社保制度存在的缺陷不易彌補。
由此，基于上述形勢，“十三五”時期我國應著力打造中國社會保障“升級版”，為最終建立全覆蓋、均等化、可持續、較高水平的社會保障體系而努力。
摘編自《中共中央黨校學報》
（光明網記者 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