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研究所 趙秀玲

　　隨著中國共產黨大政方針的改變，執政為民思想越來越顯示出巨大的力量和作用，從而使中國現代化建設步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其中，政府治理的轉型最為突出，它所達到的效果也最為明顯。那么，由執政為民思想引導的政府治理產生了怎樣的轉變，在這個轉變過程中有何規律可循，如何評估政府治理轉型的成敗得失，在新的世紀應確立怎樣的政府治理理念、價值觀和發展路徑，這些問題都值得認真思考和總結。

　　一、治道之變與服務型政府

　　古人云：“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變，道亦不變”（《漢書》卷六十二《董仲舒傳》）。但反過來說，天變，道亦應變。當幾千年的中國封建統治在不同朝代、不同人之間轉換時，因專制主義的性質未變，所以“治民”之道也沒有根本的改變。當中國共產黨取得政權后，“為人民服務”才成為政府的治理之道，人民群眾才真正翻身做主人。不過，由于各方面的原因，“為人民服務”還沒完全落到實處，還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封建專制主義殘余。只有確立執政為民思想，中國共產黨才能真正實現角色轉變，由原來的行政型政府向服務型政府轉變。

　　像唐太宗這樣的封建統治者也講愛“民”，他甚至美其名曰“愛民如子”，但由于奉行“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詩經·小雅·北山》）的為政理念，從而難以改變視“民”為工具與手段的局限。毛澤東倡導的“為人民服務”是中國共產黨執政的法寶，它確實從根本上解決了長期以來橫亙于“官”“民”之間不可逾越的溝壑，從而使中國共產黨的治道發生了天翻地覆的改變。也正是在此意義上，執政為民思想有了可靠的發展基礎和保證。不過，也應該承認，毛澤東時代的“為人民服務思想”還存有明顯的不足，“為人民服務”是建立在行政管理系統之上的，尤其是政府執政過于強調“以階級斗爭為綱”的政治統治，從而削弱了政府在經濟、社會、文化、生活方面的“公共性”擔承和能力。換言之，政府被賦予了更多的統治功能，從而弱化甚至忽略了其服務功能。這樣，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就主要體現在人民當家做主的政治、道德層面，而作為公共性服務的觀念、體制、制度和管理等則難以體現。以三年自然災害為例，那時的人民群眾由于食物匱乏導致生命權得不到保障，享有其他“服務”就更無從談起。在改革開放很長的一段時間里，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得到了極大的關注和發展，民主與法制也漸漸成為一種切實可行的制度，但由于處于社會主義發展初級階段和以行政命令為主的慣性中，政府的角色仍未轉到服務上來。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鄧小平就提出，領導干部必須聯系群眾，為此就要“反對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而且“哪怕是辛辛苦苦的官僚主義也好，哪怕是艱苦奮斗的命令主義也好，都在反對之列”［1］。改革開放之初，鄧小平也明確主張“非克服官僚主義這個禍害不可”，還強調要學會管理，善于選用人才，簡化手續，改革制度（規章），要“用經濟方法管理經濟”，并提出要“擴大管理人員的權限”，黨委要善于領導，機構要很小［2］。很顯然，領導干部不從思想上解決“為誰執政”的問題，就會只停留在官僚主義和命令主義階段，不可能實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目的，也不可能成為人民的公仆，更不可能與人民群眾心連心。可見，執政為民思想的提出是歷史的必然，既合乎黨心民意，還為政府的現代化轉型提供了內在動力和根本保證。

　　執政為民思想最早是由江澤民提出的。他指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與一切剝削階級政黨的根本區別。”［3］胡錦濤則對執政為民思想進行了充分的展開和發揮，并將之作為政府治理理念進行思考和布局。具體說來有以下四個特征。

　　第一，人民立場和人民本位，即政府真正站在“民本”角度執政。胡錦濤指出：“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是我們黨同一切剝削階級政黨的根本區別。”他還強調：“要堅持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系、利為民所謀，為群眾誠心誠意辦實事，盡心竭力解難事，堅持不懈做好事。”［4］可見，能從“權”“情”“利”的角度為民“所用”“所系”和“所謀”，既反映了人民的意志，又反映了執政為民思想的價值原則，還反映了其情感向度和心靈指歸。而如無“民本”思想這個軸心，則幾乎是不可能的。

　　第二，“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古希臘普羅泰戈拉曾說：“人是萬物的尺度，是存在的事物存在的尺度，也是不存在的事物不存在的尺度。”［5］按照弗洛姆的看法，馬克思即是一個堅定的人本主義者，其哲學的本質“就是對人的關懷，對人的潛能才能得到實現的關懷”［6］。在此，胡錦濤將“以人為本”與馬克思主義緊密地聯系起來，他說：“以人為本，體現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基本原理，體現了我們黨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根本宗旨和我們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根本目的”，“提出以人為本的根本含義，就是堅持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立黨為公，執政為民”［7］。有了“以人為本”的科學發展觀，執政為民思想才不至于落空，才能落到實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