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黨的領導與大學獨立自由、國家義務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改革的阻力、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分稅制改革、傳統村落保護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李培根：不要扼殺大學的獨立自由精神】
中國工程院院士、原華中科技大學校長李培根撰文指出，國家的現代化最終取決于人的現代化，而人的現代化顯然要仰賴教育的現代化。要防止的是僅把學生作為某種工具培養，實質上這也是到底應該從什么意義上理解教育的問題。教育宗旨的題中之義應該是讓學生自由發展，這才是真正的從人的意義上對教育的正確理解。
中國大學必須要有黨的領導，但是，不能片面地以黨的領導為由扼殺大學的獨立自由精神。強調黨的領導，關鍵之一是選派黨信任的人作為學校的負責人，其二是看辦學的大政方針是否符合馬克思主義、符合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黨的領導和大學自治是有交集的，今后的教育改革中可以開始探索這一問題，至少可以先在某些學校試點。要堅持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但不需要固守于當前的一種形式，即可以探索實現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多種形式。只要允許學校自己去探索，中國大學一定能找到在保證黨的領導的前提下適合他們自己的管理機制。
摘編自《中國青年報》
【龔向和：國家義務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是根本性的內在制約】
東南大學法學院教授龔向和撰文指出，國家權力誕生之初，權力制約就與之相伴而生。然而，目前的權力制約理論卻難以充當好制動器的角色。構建更為有效的權力制約理論，需要從權力的根源、本質、目的等方面尋找新的元素，進入權力內部形成內在制約，它就是國家義務。
國家義務才是國家權力的直接來源，而國家義務又直接源自于公民權利。首先，從法哲學意義上來說，國家義務產生于個人利益的需求，而由此衍生出國家權力。其次，從分析法學的角度來說，授權規則是寄生于義務規則(即主要規則)的次要規則，它以后者的存在為前提。再次，從社會法學的角度來說，權力的根據和來源是義務，而統治者的義務是為全體民眾提供公共服務。
與現行權力制約理論表面性的外在制約相比，國家義務對國家權力的制約是根本性的內在制約。首先，建立健全與國家權力相對應的國家義務體系。其次，嚴格依據國家義務規范國家權力的實際運行。再次，健全嚴格責任追究制度，矯正不履行國家義務的行為。
摘編自《檢察日報》
【厲以寧：深化改革要發揮道德力量的作用】
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在日前召開的第五屆紫光閣論壇上談到，現在深化改革遇到的阻力，包括利益集團的干擾、制度慣性的存在等。
厲以寧說，現在深化改革遇到的阻力，第一，利益集團的干擾。第二，制度慣性的存在。制度慣性在經濟學里面又叫路徑依賴，就是說老辦法習慣了，老的一套適應了，所以人們不想變，也不準備變。第三，要有完善的、獨立的市場主體。沒有完善的市場主體，市場化改革是難以推進的。我們正在通過國有企業的改革，通過民營企業的轉型，來逐漸使市場主體完善化。第四，就是信用體系的建立，也就是道德力量的作用。道德力量的調節是重要的，在沒有市場調節，也沒有政府調節的時候，它是唯一的調節。有了市場以后，必須要有完善的道德力量的調節，要有有效的道德力量，這樣，市場才能更好地起作用。人一定要講信用，一個沒有信用的社會是不可能建立市場經濟的。
摘編自人民網－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梅新育：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能淪為自廢武功】
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人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很重要，但我們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能淪為自廢武功。近10年來，國際上對中國高儲蓄、高投資的抨擊以及對印度等國高消費率的贊譽，很大一部分不過是“忽悠”。實際上，即使在滿懷趕超中國熱情的印度、巴西等國中，乃至美國、歐洲等國精英們中，認識到并正視儲蓄、投資重要性的都不乏其人。
近年來，中西部一些省份開展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基礎產業投資，這樣的舉動和相關的債務負擔問題，在社會上已經不止一次引起關注，有些媒體和評論人士對此抨擊甚多，甚至給一些地方戴上了“重債城市”的帽子。其實，考慮到本世紀初之前，中西部一些地方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積累的歷史欠賬很多，它們必須下大功夫償還歷史欠賬，產業轉移和內陸地區競爭的壓力更使得這一工作等不得、耗不起。
摘編自《湖北日報》
【胡鞍鋼：分稅制是里程碑性質的改革，事權劃分應允許先試錯】
二十年前，青年學者王紹光和胡鞍鋼合著的《國家能力報告》一書中提出“分稅制”的改革建議，1994年分稅制改革啟動被認為與此份報告有關。中國社科院-清華大學國情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鋼教授指出，1996年，我對分稅制做過初步的評價，我把它稱為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重大制度創新，是中國制度建設方面比較成功的案例，是一個里程碑性質的改革。分稅制不僅僅是政策調整，而是制度創新，即首次建立中央與地方之間財政關系的制度，同時也是首次建立政府與企業之間規范的、統一的、透明的稅收關系的制度。
現在財政制度中，轉移支付中的專項轉移支付會造成地方“跑部錢進”的尋租問題，因此需要所有的計算公式要公開、數據要透明。當然最難的問題還是各級政府事權的劃分。事權劃分應允許先試錯，再調整法律。
摘編自《21世紀經濟報道》
【陳立新：在資本與勞動之間構建良性互動關系】
華東師范大學哲學系陳立新認為，當今中國強調并堅持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經濟社會的持續發展是不言而喻的。在日益深化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資本和勞動的關系仍將作為社會生活之基本建制，影響并推動社會生活的變遷。借鑒西方發達國家的經驗，立足于當代中國的實際，如何充分發揮資本的生產性、建設性、造就性等積極維度的作用，在資本與勞動之間構建良性互動的關系，為經濟社會發展積蓄和提供正能量，這是當代中國社會發展亟待解決的課題。
問題就是時代的口號，是表達自己時代精神狀態的最實際的呼聲。面向當代中國現實問題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仍然需要依據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精神，探索新型的資本與勞動的關系。這不僅有助于構建新時代的社會生活體系，關乎當代中國社會的未來，而且關乎中華民族“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的時代責任。既然在當代中國場景中解決中國問題也就是解答世界性的難題，那么，這正是當下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參與開掘人類文明新路的歷史性機遇。就此而言，歷史唯物主義在當代生活運動中發揮思想武裝和文化引領的作用，是值得期待的。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馮學智：維護憲法權威必須處理好三大關系】
甘肅省委黨校法學教研部副教授馮學智指出，在我國要想更好地維護憲法權威，必須處理好以下三大關系：首先，處理好憲法權威和政治權威的關系。憲法是我國的根本大法。如憲法獲得權威，政治統治也會得到民眾的支持和服從，并具有合法性，政治秩序才具有正當性。在法治國家，政治權威，包括中央權威的樹立必須依靠憲法和法治來實現，通過制度化的程序來維護。民眾對政治權威的支持和認可，也是基于對憲法權威性的尊重。
其次，處理好憲法權威和執政黨權威的關系。維護憲法的權威性，就是要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黨的領導需要以憲法權威為保障，只有具備有效的權威能力，黨才能領導國家的發展和社會建設。憲法和黨章中規定了維護憲法的權威性是執政黨的義務。黨的權威應服從并服務于憲法權威。黨模范遵守憲法和法律，是維護黨的權威的根本途徑。黨的權威首先以憲法權威來體現。只有尊崇憲法權威，才能保證黨的權威。
再次，處理好憲法權威和個人權威的關系。推崇憲法權威還是推崇個人權威，決定了法治與人治的不同道路選擇。處理好憲法權威和個人權威的關系，就必須確認憲法權威具有至上性，一切組織和個人不能有超越憲法的特權。一切權力必須在憲法規定的范圍內行使，由憲法和法律對其進行監督，避免權力成為個人維護其領導地位的工具。
摘編自《甘肅日報》
【汪欣：傳統村落保護不能標本化、碎片化】
中國藝術研究院藝術人類學研究所汪欣撰文指出，徽州傳統村落經過20多年的實踐探索，走出了一條村落保護與旅游產業相結合的積極保護之路，使這些古老的村落在現代文明中繼續生存下去。當然，我們也看到旅游開發為徽州傳統村落帶來的新問題。首先，旅游業改變了傳統村落的文化生態。世外桃源般的古村落不復往日的寧靜安詳，取而代之的是鱗次櫛比的商鋪和川流不息的游客，村民變成商販，村落所承載的傳統文化習俗越來越少，村落文化生態系統支離破碎。其次，旅游業導致了村落發展的模式化、標本化。在筆者走訪的徽州傳統村落中，各村落不僅有著相似的山水環境和青磚黛瓦馬頭墻的民居古建，村落中商鋪林立，販賣著相似的工藝品和土特產，很難找出鮮明的特色，使各不相同的古村落變成千篇一律的村落標本。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