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民主和公眾參與、改革與民間智慧、地區金融先導性作用、高校協同中心的誤區、自媒體時代公眾參與的困境與破解路徑、學術精神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王長江：民主和公眾參與是非常重要的頂層設計】
上海市決策咨詢委員會委員、中共中央黨校黨建教研部主任，教授、博士生導師王長江指出， 現在我們講社會治理創新，這一個概念實際上也是非常重要的，因為治理意味著管城市的方式變了，不是說誰官大誰就說了算，而是各種社會主體，老百姓、企業，包括媒體，還有其他社會組織，都應成為社會管理的主體，參與城市的建設，來共同謀劃城市的發展。
那為什么往大的說就是民主是這個國家政治發展的方向呢?這是因為，市場經濟最大的特點就是讓人們自己有自己的利益可以追求，這樣的話，利益就成了人們考量事物的一個重要因素。從這樣的一個角度說，人們自然是要參與到整個社會的治理當中去，也要參與到公共權力的運行當中去，這是很自然的一種邏輯，問題就在于你能不能把這些納入到你的體制當中。你不把它納入進來，它就在外面變成一種沖擊性的力量，比如說上訪等等。而你把它納進來，它就變成了一種建設的力量。對于一些公共性的事務，大家參與，大家商量，不就是協商民主的要求嗎?所以民主應該是我們從大的角度去考慮的一個方向性問題，是非常重要的頂層設計。
摘編自《東方早報》
【姚儉建：改革亟待動員和開發民間智慧】
上海市政協委員、上海市社會主義學院副院長、教授姚儉建撰文指出，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為改革指明了方向，鼓舞了改革者的勇氣。但是，我們也應該清醒認識到，改革意味著解放思想，破舊立新，激發被禁錮的經濟活力，更好地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在改革的攻堅期和深水區，隨著利益格局深刻調整，利益關系日益錯綜復雜，形成全面深化改革共識的難度在增大。改革進程中，既有利益的藩籬盤根錯節，也有體制機制的頑癥痼疾。改革的艱巨性、復雜性前所未有。因此，痛下決心向長期困擾我國發展的痼疾頑癥開刀，固然需要勇氣，但更需要智慧。
30多年前，正是安徽鳳陽小崗村18戶農民憑著“敢為天下先”的膽識和智慧，發明聯產承包責任制，搞起了“大包干”，揭開了中國農村改革的序幕，最終成為我國農村經濟組織的一項基本制度。小崗村的實例告訴我們，草根智慧可以成為上升為改革的向導并成為改革的寶貴財富。民間的改革智慧之所以有價值，就在于它來源于豐富的實踐和草根經驗。當問題和危機束縛發展時，民間自有解決問題和危機的智慧。這種智慧是一種樸素的創造性智慧，既浸潤著一種生活的竅門，又具有與決策者、管理者的一種博弈。正是這種民間改革創新的智慧，往往會體現在把創新的體制風險降到最低限度。
摘編自《文匯報》
【聶高民：“市場決定”增強微觀活力】
國家發改委經濟體制與管理研究所所長聶高民表示，“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深化經濟體制改革”，是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重要論述?！笆袌鰶Q定”必將為進入新階段的我國經濟發展和轉型注入強大動力，而動力的源泉在于千百萬市場微觀主體。搞活微觀具有系統性。從“問題倒逼改革”的視角看，增強微觀活力的改革指向主要在于增強國有經濟活力、完善平等競爭制度和形成有利于“市場決定”的大環境。
摘編自《人民日報》
【宋科：重視欠發達地區金融先導性作用】當前，我國欠發達地區面臨“既要趕又要轉”、“既要快又要好”的雙重約束。中國人民大學統計學院宋科表示，只有高度重視金融發展的先導性作用，才能實現金融先行以助推經濟社會后發趕超的預期目標。因此，需要處理好以下四種關系。首先，處理好金融發展與經濟發展的關系。其次，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第三，處理好金融政策統一性與差異化的關系。最后，處理好加快金融發展與防范風險的關系。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唐陽：高校協同創新的誤區——“新瓶裝舊藥”與“跑馬圈地”】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高等教育研究所唐陽撰文稱，繼“211”“985”之后，“2011計劃”（高等學校創新能力提升計劃）被譽為高校新一輪發展的引擎。與以往不同，“2011計劃”鼓勵高校積極聯合國內外創新力量，有效整合創新資源，構建協同創新的新模式與新機制，因此也被廣泛地稱為“協同創新”。由于高校協同創新中心是新事物，加之“協同”意味著廣度，“創新”意味著深度，能否執行到位，開花結果，還有待觀察。協同創新的理念以及實踐組織方式等方面，仍然出現了一些較為突出的共性問題。
首要問題是對“協同創新”概念認識不清，對“2011”計劃的理解存在誤差。部分高校將“協同創新”簡單等同于“產學研合作”，于是造成“新瓶裝舊藥”的現象——將自身原有的科技、產業規劃拿出來，根據“2011計劃”要求重新改寫，甚至請來“制表專家”加工潤色，然后向有關部門提交一大堆表格和說明材料；或盲目地四處尋求合作伙伴，簽訂空洞的合作協議，分派無意義的任務安排，以此通過“2011計劃”獲得國家的大量資助。更有甚者，認為這是一次“跑馬圈地”的好機會，遂聯系幾家合作伙伴，積極籌劃新的“協同創新大樓”“協同創新園區”等——這種做法顯然背離了計劃精神，非但不能解決原有的科研資源分散重復、效率低下，科研力量各自為政、合作模式停留于表面的固有問題，反而進一步加劇了資源浪費的現象。
摘編自《光明日報》
【于建嶸：自媒體時代公眾參與的困境與破解路徑】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認為，自媒體時代的社會動員方式，使群體性事件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參與度。但自媒體的傳播特征又使這種參與具有獨特的困境，主要表現在：抽象憤怒與集體狂歡、民粹主義下的“無社會組織”后果、話語和行為的無理性破壞等。要重塑公民有序化的政治參與，政府不僅需要執政智慧，更需要與社會發展相適應的新的治理思維。建立健全制度化的維權機制，暢通公民的利益表達與利益保障機制，提高弱勢群體在利益綜合以及政策制定中的博弈能力，是破解自媒體時代公眾參與困境的必由之路。
【武曉超：學術精神是自由精神、“道”的精神、實踐精神】
中央黨校科社部武曉超認為，學術精神應該包括以下幾種內涵。首先，學術精神首要強調的必是自由精神。學術研究的自由精神在西方理論和思想界具有深刻的共識，人文歷史上一切哲學、藝術、文學、宗教、道德的最高成就，都是一種內心自由的表現和學術自由的成果。其次，學術精神在中國傳統精神中去追問，集中體現為“道”的精神。從立身、立言、立德不同維度上，“道”的精神在傳統儒家文化中和作為傳統文化、政治精英的士林階層中，得到系統而豐富的繼承發展。析之以分說，似可從中讀解出道術之辯、道器之辯和道治之辯三重涵義。再次，學術精神在現時代必然要體現為實踐精神。毋庸置疑的是，實踐是人類社會存在的本質規定，是人類社會歷史的真實舞臺。拒斥實踐，否認實踐對人和社會的決定性意義，只能陷入閉目塞聽、閉門造車。否認實踐就是否認現實，深為馬克思主義者所不取，更應為現代學術研究所摒棄。
摘編自《學習時報》
?。ü饷骶W記者蔣正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