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80年代的‘新啟蒙’是繼‘五四’之后的又一次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啟蒙高潮”[11]?！豆饷魅請蟆?978年5月11日發(fā)表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一文引發(fā)了“一場規(guī)模宏大、內(nèi)涵豐富、影響深遠的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12],它沖破了“兩個凡是”的嚴重束縛,推動了全國性的馬克思主義思想解放運動,成為實現(xiàn)改革開放偉大轉折的思想先導?！罢胬順藴蕟栴}的討論對我國社會轉型所具有的啟蒙意義,怎么評價都不會過分”,它“既是一場對何謂社會主義之認識撥亂反正的政治啟蒙,又是一場推動我國理論界開始獨立研究的學術啟蒙,還是一場破除迷信,引導人們追求社會主義的自由、民主、平等的價值啟蒙”[13]。“啟蒙真正有價值的地方不僅在于它帶有科學主義色彩的理性精神,而更在于它的反思批判精神,在于對迷信和教條的質(zhì)疑態(tài)度?！盵14]“啟蒙的精神于是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中得以復興。”[15]此后,學術界又掀起關于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討論,這與當時“傷痕文學”針對“文化大革命”時期漠視與踐踏人性的反思有關,也與改革開放本身對于重新解放和尊重公民獨立人格、重新恢復馬克思主義人道主義傳統(tǒng)提供了契機和動力有關。這些討論極大地促進了人們思想的解放,使人們擺脫了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狀況,在全社會掀起了一股宣傳科學、民主、人道主義的熱潮,迎來了人們觀念的變革和文化的繁榮。

　　“新啟蒙”思潮始于馬克思主義之人道主義討論,出于對歷史的反思和對教條的馬克思主義的批判,文化界要求進一步弘揚五四運動所倡導的民主、科學、法制、人道等價值觀念,并超越五四運動,堅持改革。其中,夏衍強調(diào)“‘新啟蒙’要重提科學與民主,迎接新時代的挑戰(zhàn),不能錯過了目前這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但同時,自撥亂反正開始就存在少數(shù)宣揚資產(chǎn)階級自由化的所謂.

　　“精英”,追求西方資本主義啟蒙理念,利用思想解放的“東風”并打著“新啟蒙”的旗號在喧囂,而實質(zhì)是否定四項基本原則以實行全盤西化,因而偏離了這種“新啟蒙”必須運用馬克思主義對五四運動所倡導的價值觀念進行再認識、再估價的原意,失去了“新啟蒙”的真正意義。20世紀90年代后,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jīng)濟體制的逐步建立和不斷完善,改革的熱點轉向經(jīng)濟領域,“新啟蒙”思潮還有待深化發(fā)展,“新啟蒙”沒有完成馬克思主義啟蒙的歷史使命,這與之后的價值觀念多元化和多樣化社會思潮的出現(xiàn)有一定的關聯(liá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