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浙江師范大學馬克思主義與全球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　葉險明

　　長期以來，由于種種原因，學界一直存在著對馬克思晚年相關思想研究的誤區，從而直接導致了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認識進行學術史評價方面的兩個方法論錯誤，即把馬克思的“五形態論”視為“單線論”和在“西方中心主義”框架下的“反西方中心主義”傾向。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和中國近現代史研究的拓展。本文試圖通過澄清學界長期以來在馬克思晚年相關思想研究方面所存在的混亂的、模糊的認識，以及對上述兩種方法論錯誤的剖析，闡釋在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認識進行正確的學術史評價方面所彰顯出的馬克思“五形態論”的特性和本質，為全面把握文明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間的辯證關系，推進學界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及其當代意義的研究，以體現科學方法論的導向作用。

　　近十幾年來，在我國學界，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持否定觀點的學者越來越多，他們斷定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討論是受“西方中心主義”的影響，即把僅適用于西方的社會發展模式硬套于中國。在學界，不少持這種觀點的人常常引證馬克思晚年的相關論述，以印證在中國社會內部根本不可能有“資本主義萌芽”一說。因此，筆者在這里首先需要澄明的是，馬克思晚年的相關論述是否能用作印證中國社會內部根本不可能有“資本主義萌芽”一說的理論根據。

　　所謂“理論依據”主要分別由馬克思《給〈祖國紀事〉雜志編輯部的信》和《給維·伊·查蘇利奇的信》的初稿中的兩段論述構成：其一，“他（指俄國的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崇拜者——引者注）一定要把我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概述徹底變成一般發展道路的歷史哲學理論，一切民族，不管它們所處的歷史環境如何，都注定要走這條道路，——以便最后都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但是我要請他原諒。他這樣做，會給我過多的榮譽，同時也會給我過多的侮辱。”[1]其二，“（1）在分析資本主義生產的起源時，我說過，它實質上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徹底分離’（《資本論》法文版第315頁第1欄），并且說過，‘全部過程的基礎是對農民的剝奪。這種剝奪只是在英國才徹底完成了……但是，西歐的其他一切國家都正在經歷著同樣的運動’……可見，我明確地把這一運動的‘歷史必然性’限制在西歐各國的范圍內”[2]。

　　目前學界持中國社會內部根本不可能有所謂“資本主義萌芽”觀點的人根據馬克思的以上論述，引申出這樣兩個論斷：其一，資本主義只能在西方國家產生和發展。馬克思在其晚年關于把《資本論》第1卷所揭示的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限于西歐各國的論述，說明資本主義不可能存在和發展于非西歐國家，因此，“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是個“偽命題”，是“西方中心主義”制造的幻覺。其二，目前中國所走的道路是與資本主義無關的社會發展道路，這條道路同樣可以最后“達到在保證社會勞動生產力極高度發展的同時又保證每個生產者個人最全面的發展的這樣一種經濟形態”。所以，只有堅決拋棄我們思想中的中國資本主義的“糾結”，徹底否定“中國資本主義的萌芽”，才能重新認識中國近現代社會的性質。

　　乍看起來，上述這兩個論斷似乎既符合馬克思相關論述的字面含義，也符合目前某些宣傳的需要，但一個極為棘手的問題便也隨之接踵而來：馬克思關于西歐資本主義考察的結論不適用于中國，是否等于馬克思關于社會主義只能產生于資本主義發展過程中的觀點也不適用于中國呢？如果說“是”，那么如何解釋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某些國家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呢（因為，與資本主義沒有關系的社會主義肯定不是馬克思所說的科學社會主義）？如果說“不是”，那么又如何詮釋馬克思在其晚年關于把《資本論》第1卷所揭示的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限于西歐各國的論述呢？只有把這方面的問題搞清楚，才能對上述兩個論斷是否科學加以甄別。我以為，馬克思在其晚年關于把《資本論》第1卷所揭示的資本主義起源的“歷史必然性”限于西歐各國的論述，其方法論指向有以下兩個層面的內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