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圍繞這第一類概念所作的研究，其背后存在的問題，筆者想舉斯科特的工作為例。在斯科特提出的概念中，最為著名者當數“日常抗爭”(Scott 1985)。但是，該概念反映的只是斯科特的個性——一個極其不愿受到規范約束、孩提時喜歡在課桌下做小動作，卻還振振有詞的人(筆者對這種個性沒有負面評價)——，完全不是他的田野研究功夫。日常抗爭，即人會通過磨洋工、陽奉陰違、逃避等手段來面對自己不愿接受的權威的約束，是個隨處可見的現象，完全不需要通過在馬來西亞作長達一年多的田野調查來獲得。但是，這概念指出了研究社會抗爭學者所忽略的一面，給了一大類相似現象一個統一的命名，并通過斯科特高超的寫作能力而顯示了一定的學術意義。但是，這概念的意義到底有多大?我懷疑。筆者認為，研究社會抗爭的學者之所以忽略抗爭現象中的“日常抗爭”背后是有道理的。日常抗爭畢竟只是各種社會抗爭形式中表現最微弱的一種形式，對社會變遷也不會發生影響深遠的作用。更大的問題是，日常抗爭這樣的概念一旦取得學術合法性，它帶來的只是跟風。順著斯科特的思路，諸如“in-between forms of resistance”(Turton 1986)、“reformist activism”(Anderson 1994)、“reasonable radicalism”(McCann 1994)、“consentful contention”(Straughn 2005)、“rightful resistance”(O’Brien and Li 2006) 等等概念不斷被提出。就像是斯科特開了一個利潤極高但成本很低的商鋪，大家都想加盟，形成了“斯科特連鎖店”。總之，第一類概念及其相應經驗研究的問題可以用兩句話加以總結：原創概念的作品經驗部分單薄，全靠一支妙筆生花;原創概念一旦取得合法性后可以被任意發揮，后繼工作越發無聊。

　　關于第二類概念，它的關鍵問題是：如果這些概念不能成為相應人群的認同感和行動的基礎，圍繞著此類概念展開的研究工作的理論意義就會十分有限。社會學中的分層研究就有這個問題。[10] 我并不是說這世界沒有窮人和富人，沒有不同的職業，等等。但是，我們可以根據自己的價值觀和喜好從難以數量化的角度(比如收入、權力、藝術品味、飲食品味、體育能力、社交能力、…… )來看待社會分層，我們也可以對社會的某一個截面作出不同的層次劃分。但是，被分在某一個層次的人群一般不會對學者們的分類有很大的認同，也不會形成一種“層級認同感”，更不會以層級為基礎成為社會行動者。分層研究因此只有一定的應用性意義：一旦制造出一個“分層體系”后，我們就可以依此為基礎來分析其它社會現象，比如社會流動、疾病和犯罪在人群中的分布、種族歧視程度。但是，這些問題都不一定要從分層角度出發才能研究)。[11] 而且，在同樣問題意識下，一個學者如果采取不同的分層體系，他的研究結果也會大相徑庭。因此通過分層研究獲得的結論最多也只是給定條件下的不具重大理論意義的結論。更可悲的是，經濟分層好定量，其它性質的分層難定量，分層研究因此主要局限在經濟分層方面，并出現了一些“大師”，比如Dudley Duncan和Robert Hauser。但是“大師”的陰影下卻是一大批對歷史和現實都不甚了了，但工具理性極強的學者。他們坐在電腦面前“按摩數據”(massage data)，發表SSCI文章，不遺余力地把社會科學推向與歷史和現實日益脫離的專業化道路。當然，任何一個議題一旦成為主流，跟風的人的水平還是有高下之分的。比如在分層研究上，有人在取樣上更下功夫，有人更會按摩數據，也有人更能采用新的統計方法。這些都是不爭的事實。

　　第三類概念有一定的本體性，但這類概念的外延和內涵很難有先驗的明確定義。比如國家(state)這一概念，誰都不會否認中國的人大、政協和國務院屬于國家范疇，但是，隨著國家組織向下延伸，鄉鎮、街道一級的國家組織的工作人員的認同感和行為方式往往會更像社會成員。還比如，一些國家部門經常會出于種種考慮與社會組織建立較為穩固的聯盟，以擴展影響或反對另一些國家部門的行為和政策。因此，當研究有些問題時，我們會發覺有些國家部門的行為會更像社會行動者。總之，國家和社會之間不存在一個清晰的本體意義上的分野，只存在問題意識下的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