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傳媒大學藝術研究院楊杰、王成功

　　新歷史主義批評在國際文藝理論界引起軒然大波，并伴隨全球化大潮而漂洋過海涌入中國，一石激起千層浪，無論是文藝理論、文學批評，還是諸如“新歷史”小說等文藝創作都深受其史學理論影響，以不同方式書寫著“新”的史學觀。新歷史主義批評在為我們提供新鮮的學術資源和拓寬審視問題視角的同時，也顛覆了人們固有的歷史觀，在一定程度上由于走向極端而滑向歷史相對主義的泥潭。這種傾向值得我們重視。

　　新歷史主義既是一種“新”的歷史觀，同時，又是文藝批評的方法——當然，是在這種“新”的歷史觀統領下的文藝批評。盡管它們的具體名稱有所差異，有的稱作“文化詩學”，有的以“文化唯物主義”命名，有的側重理論體系的建構，有的熱衷于文本批評實踐，但它們卻有著共同的“家族相似性”——高舉著“新歷史主義”的大旗。這里的“新”歷史是相對以往歷史主義之“舊”而言的。后者特指以意大利維科、法國盧梭和德國黑格爾為代表的歷史目的論，又稱作思辨的歷史主義。歷史主義的“歷史觀”認為，歷史的形成遵循著客觀的必然規律（歷史決定論），歷史的進程以抽象的神秘的某種意志、精神為驅動力。這里，概念的自我運行代替現實的歷史具體運動，思辨的聯系代替現實聯系，并以此為目的、尺寸來“裁剪歷史”。與此相關，歷史主義文藝觀認為，文藝鑲嵌于歷史“大背景”之中，并假定這個歷史背景（語境）具有文藝本身所無法達到的真實性與具體性，因此，歷史是文藝的決定因素，文藝創作所追求揭示的是“歷史真相”，文藝研究的目的就是力圖再現作者的原意、作者的世界和當時的文化面貌，因此，歷史才是甄別文藝水平高低優劣的最高標尺。

　　新歷史主義對上述觀點予以堅決否定。它們強調研究者的“在場”，強調歷史的文本性，認為歷史研究不過是各種文本之間以及文本與現實的對話。強調歷史書寫的主觀性，抹掉了歷史事實的客觀性，于是，“歷史”迷失了邊界與坐標，成為“任人打扮的小姑娘”。

　　新歷史主義文藝批評理論帶有較濃厚的唯意志論的色彩，在抨擊以往歷史主義弊端的同時又矯枉過正地陷入另一個誤區，對一些范疇之間的辯證關系，缺乏清醒的甄別與科學的辨析，極易滑入歷史相對主義泥潭。對這些問題，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者應該有清晰的認識。

　　一是劃清文本與歷史事件的界限。新歷史主義凸顯“文本”重要性，認為歷史是以文本方式持存，任何一部歷史文本就是話語虛構性與權力性編碼的產物。由此導致新歷史主義以對歷史文本書寫的強調遮蔽了歷史事實本身。如果我們對文本與歷史事件不加以區分，“歷史的文本性”極易滑入“歷史=文本”的錯誤推演中。唯物史觀特別重視對史實的研究，這具有基礎意義的原則。新歷史主義的“興趣”并不在于史實本身，而是試圖通過對文本敘事模式的研究和對諸多事件的“組合”來“觸摸”那個“業已逝去”的過去，實現對歷史重新建構的目的。當我們將單數大寫的歷史（History）分解為復數小寫的“諸歷史”（histories），并進而轉換為敘述“故事”（story）時，就會獲得無數個關于歷史的故事（stories），并以小寫的、復數的歷史書寫對抗、消解、顛覆乃至徹底遮蔽以往的大寫的正史，此時的歷史已悄然置換為“歷史詩學”，那么，難道那個真正的歷史由于被認為無法企及而被徹底放逐？難道我們就不應該保留那份對真正歷史的追求和向往？若將文本與歷史混為一談，以對文本的研究代替對歷史事件的研究，以對文本的主觀性強調置換歷史事件的客觀性，最終必然導致以文本的真實取代歷史事實的真實，以歷史文本的主觀性否定歷史事件的客觀性。

　　二是正確看待歷史事實與文本闡釋之間的關系。固然，歷史文本不是對孤立事件的羅列，而是建立在對歷史事件某種理解之上。任何史實本身并不具有意義，更不是講述什么“故事”，任何對歷史意義的闡釋都存在主觀性的問題，這是一個無法否定的事實。因此，克羅齊所講的“一切真歷史都是當代史”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然而，問題的另一面卻是，任何歷史文本決不是闡釋“虛無”的文本，決不是一個可以任意述說的文本，而是一個對曾經實實在在發生的“事件”的敘述和闡釋。任何對歷史（事件）意義的闡釋必然是以歷史事實為依據的，是對某一特定歷史事件的闡釋，而這一歷史事件的發生、存在卻是客觀的，如果對此客觀性熟視無睹而代之以天馬行空式、異想天開般的闡釋，完全有可能由此而喪失其闡釋存在的意義與價值。近年文藝創作中解構、顛覆歷史的客觀性、必然性以及規律性的傾向便是佐證。“歷史”這一概念的內涵可能或者正在發生變化，然而一個鐵定的事實是：歷史永遠指向那個曾經實實在在、真正發生過的事件。文藝中的歷史問題同樣也具有這個性質。

　　三是辯證認識歷史的客觀性與主觀性、“大歷史”與“小歷史”、必然性與偶然性等范疇之間的關系。固然，任何歷史研究都存在主體對歷史本身、歷史研究的認識問題，這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主體的史學觀、價值觀、審美觀等因素影響，某種程度的主觀性是必然的；同時，我們更應該清醒地認識到，歷史研究的主觀性必須以歷史事實的客觀性為基礎和邏輯起點，主觀性不能凌駕、超越于客觀性的制約，兩者的邏輯層次關系是不容置換、顛倒的，否則必然陷入唯心史觀的窠臼。“大歷史”的演進可能以事件的偶然性為表征，可能由諸多“小歷史”匯成，當我們孤立、靜止地看待歷史的一個又一個事件時，的確可能呈現為偶然性，但是在這些貌似偶然的、孤立的事件之中往往蘊含著某種歷史的必然規律性。那種以事實的個別性（小歷史）排斥總體性（大歷史），否定總體對于部分研究的前提性、統攝性的觀念，不過是一種“抽象的經驗論”。局限于“小歷史”的“真實性”，將歷史分割為諸多細微的并且彼此外在的“小片段”，實質上失去了對歷史進程宏觀把握的能力，這正是新歷史主義史學觀的局限性所在。

　　唯物史觀既肯定歷史發展過程受到內在客觀規律的必然性制約，同時，又承認偶然性在歷史復雜進程中的作用。肯定前者是因為人類歷史的復雜性歸根到底是以經濟因素為基礎，如果否定歷史發展必然性，那一切都將變得撲朔迷離、無跡可尋，歷史研究就會成為偶因論；肯定后者是因為歷史發展不是線性的、單一的，而是充滿偶然性，是一切因素相互作用的結果，如果只承認必然性而否定偶然性的存在就會陷入宿命論窠臼。唯物史觀要求將歷史作為過程表達出來，從而揭示出各個事件和一系列事件的內在因果聯系，也就是通過種種偶然性的表象揭示歷史發展的內在規律性，即必然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