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吳敬璉

　　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呈現新亮點,但也出現新矛盾。面對經濟增速下行，什么才是解決之道？

　　10月10日在滬舉行的首屆“復旦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對當前經濟形勢及對策作了精彩演講。會議間隙，吳敬璉接受了本報記者采訪，會后，還對講演文稿作了修訂與完善；對于本報記者提出的相關問題，也在文中作了回應。

　　吳敬璉首屆中國經濟學杰出貢獻獎得主。現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生導師，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寶鋼經濟學教席教授，國際經濟學會（IEA）榮譽會長，國際管理學會（IAM）會員。主要研究領域為理論經濟學、比較制度分析、中國社會轉型的理論和政策。

　　在人口紅利消失、投資回報遞減、杠桿率提高的情況下，只有提高所謂索洛余量，即技術進步、效率提高于經濟增長的貢獻，實現全要素生產率（TFP）的提高，優化結構，促進創新，實現經濟發展方式從粗放發展到集約發展的轉變，才能突破目前的困境。

　　在資產負債表出現問題、資產泡沫破滅的情況下，由于人們都要“捂緊錢袋子”和保持流動性，擴張性貨幣政策對提振經濟并沒有太大效果。前一時期釋放的流動性并沒有達到支持實體經濟的目的，卻刺激了股市泡沫的膨脹，就是明證。因此，即使在需要采取適度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刺激時，也主要應采取財政政策，而非貨幣政策。

　　2010年以后，中國經濟增速下行，市場疲軟，不少企業發生財務困難。當前，中國經濟如何應對、采取什么樣的風險控制和化解措施、治本之策在哪里，這些問題值得思考。

　　應對根本問題的方略選擇，官產學各界有不同分析

　　對于中國如何應對困難和回避風險，官產學各界人士運用不同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不同的方略。一種是從需求側的三個構成要素:投資、消費和凈出口入手進行分析，認為問題的根源在于上述“三駕馬車”的動力不足。由此提出的對策，是采取刺激政策，多發鈔票，多上投資項目。2009年用4萬億元投資（兩年）、10萬億元貸款進行刺激，雖然造成了增長率的短期回升，但貨幣超發、負債增加等消極后果也同時發生，成為需要長期消化的負擔。

　　2012年以后，又多次采用增加投資的辦法刺激經濟，但正面效果愈來愈差，負面效果愈來愈大。一方面是投資的增速效應遞減，另一方面，投資高速增長卻沒有足夠的資源支撐，使國民資產負債表的杠桿率不斷提高。在杠桿率過高的情況下，一些企業和地方政府發生償債困難就不可避免。更危險的是，如果杠桿率繼續提高，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可能性將會大大增加。

　　另一種分析方法是從供給側驅動經濟增長因素出發進行分析。經濟增長的基本驅動因素不外三個：新增勞動力、新增資本投入（投資）和效率提高。近年來不少中外經濟學家運用這種方法進行分析，對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為什么能夠高速增長和目前增長速度為什么持續下降都有很強的解釋力。

　　過去30多年的高速增長是怎么來的呢？主要是靠大規模的投資。但還有一些其他的因素。第一個因素是大量新增的勞動力，也就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蔡昉教授所說的“人口紅利”。還有一個因素是效率的提高。改革開放對提高效率產生了十分積極的影響。一方面，市場化改革改變了城鄉隔絕的狀況，大量過去低效利用的農村勞動力和農村土地轉移到城市，這種結構變化使資源的利用效率得到提高。另一方面，開放使我們能夠通過引入外國的設備和技術，很快地提高中國的生產技術水平，使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技術水平差距迅速縮小。這樣一來，改革開放以后，生產效率提高對增長的貢獻較之改革開放以前有了相當大的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