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確方略是盡快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

　　從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到，當下正確的方略，是在通過一系列措施控制和化解風險、保證不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前提下，把主要精力放在切實推進改革上，盡快建立十八屆三中全會所要求的“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市場體系”，推動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以便從根本上消除系統性風險的根源，確立效率驅動持續穩定發展的新常態。

　　為了堵塞漏洞和化解風險，需要采取多方面的措施。

　　第一，妥善處理各級地方政府的債務。財政部向地方下達2萬億元地方政府債券額度置換存量債務，需要在較強的資本市場約束下進行。

　　第二，制止回報過低和完全沒有回報的無效投資，例如各地不問效果、蜂擁而上的“鐵、公、基”項目等。經濟學考慮問題的一個最重要的前提，是資源具有稀缺性。既然資源有限，在選擇投資項目時就必須選擇預期投資回報最高、效益最大的那個。在這方面，我們要汲取日本在這方面的教訓。1986年發生內需不足的問題以后，日本政府為拉動經濟增長，啟動了大規模的公共基礎設施投資計劃。正是大量無效投資，形成了后來大崩盤的基礎。

　　第三，停止剛性兌付，以便降低無風險利率水平和防止道德風險。

　　第四，動用國有資本償還政府的或有負債。所謂“或有負債”，是指在資產負債表上沒有記載，卻早晚必須償還的債務。目前最突出的是社會保障基金缺口。據計算，其中對老職工的社會保障欠賬就高達幾萬億元。及早歸還這類欠賬，既可以減輕償債壓力，還能創造更有效的公有制實現形式。對于這一點，十八三中全會《決定》有明確的規定，要求撥付部分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金。這項決定應當盡快付諸實現。

　　第五，停止對“僵尸企業”輸血，并對資不抵債的企業實行破產清盤和破產保護下的重整，化大震為小震，使局部性風險得以暴露和釋放，而不致積累而成系統性風險。現在有一些地方政府用貸款、補貼、減免稅收等辦法去維持一些根本無法起死回生的企業。政府不是發揮自己應當承擔的社會功能，幫助解決企業停產給職工帶來的困難，而是支持這類僵尸企業繼續無謂地浪費社會資源，這只會增加金融風險的積累，而不會給社會帶來任何助益。這也是日本政府在應對經濟衰退時舉措失當留下的一個教訓。

　　第六，采用證券化等手段，通過資本市場消化金融系統的不良資產。

　　第七，努力盤活由于粗放增長方式造成無效占用的死資產存量，例如各地“曬太陽”的開發區。

　　由于存在經濟下行壓力和出現突發性金融風潮的可能性，因而還需要以短期政策作為補充，維持宏觀經濟的基本穩定。我認為，去年12月經濟工作會議提出的“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有力度，貨幣政策要更加注重松緊適度”是正確的，應當審慎地加以實施。

　　各國救助金融危機的經驗表明，在資產負債表出現問題、資產泡沫破滅的情況下，由于人們都要“捂緊錢袋子”和保持流動性，擴張性貨幣政策對提振經濟并沒有太大效果。前一時期釋放的流動性并沒有達到支持實體經濟的目的，卻刺激了股市泡沫的膨脹，就是明證。因此，即使在需要采取適度的擴張性宏觀經濟政策進行刺激時，也主要應采取財政政策，而非貨幣政策。

　　貨幣政策要把提供必要的流動性和去杠桿結合起來，不要變成了大水漫灌，進一步提升杠桿率，加劇風險積累。

　　增加積極財政政策的力度意味著增加赤字。目前我國預算赤字離公認的警戒線還有一些距離，增加財政政策力度還有一定的空間。增加赤字有兩種辦法：一是增加支出，二是減少收入。在目前的狀況下，我傾向于更多地采用普惠式的減稅。因為現在一個大問題是企業家們對未來的經濟增長缺乏信心，沒有投資的積極性。近期匯率波動較大、人民幣貶值預期增強，資金外逃也在增加，這也與信心不足有很大關系。需要改善營商環境，提高企業家們的信心。減稅會對提高企業的積極性有所幫助。當然，這不是主要的，還需要針對他們的思想顧慮和實際困難，采取一些其他措施，例如糾正某些地方發生過的冤假錯案，積極改善營商環境，來扭轉這種消極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