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入分析可見，馬克思經濟學批判具備了獨特的優勢。首先，它從異化現象深入異化本質及其深刻根源，指向造成問題的根本原因。在馬克思之前，眾多資本主義人道主義者和國民經濟學家都看到無產者的貧窮和悲慘現狀，也曾試圖尋找導致這一現狀的原因，嘗試對無產階級進行解救，但他們都停留于抽象的人的分析，未能抓住問題的核心和要點。馬克思利用經濟學批判真正找到了無產階級貧困的根本原因，并依此尋覓到實現解放的現實出路。其次，馬克思的經濟學批判抓住經濟關系中的基本矛盾，尤其是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來分析判斷問題。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明確指出，這兩者之間矛盾和沖突的爆發會帶來其他各種形式的革命、不同等級之間的沖突，各種思想矛盾、政治斗爭等問題，甚至認為“一切歷史沖突都根源于生產力和交往形式之間的矛盾”[2]567-568。再次，馬克思的經濟學批判不僅僅是一種批判方式，同時也體現為一種建構，即對共產主義社會的建構，對人類解放的建構。馬克思的思想目標不是“解釋世界”，而是“改變世界”，他的落腳點不是簡單停留于對資本主義社會的批判程度，其視野早已輻射到實現共產主義和人類解放宏偉目標的建構上。

　　從哲學向經濟學學科批判的轉向凸顯了馬克思在方法論、分析方式的切換和對社會現實問題的不斷深入思考，也呈現出馬克思哲學觀整體性的升華與超越。馬克思轉向經濟學批判，就是“為了將人的生存和發展問題置于社會歷史的現實運動之中來加以考察。正因如此，他才沒有在科學研究中陷入實證的瑣細，而是為經濟事實建立起批判的概念”[3]。正是伴隨著這種從抽象思辨到針對現實的批判方式的轉變，馬克思才逐漸揚棄早期思想，創立唯物史觀，進入思想發展的巔峰時期。

　　二、應然預設到實然結果追求的轉換

　　馬克思從哲學批判到經濟學批判的轉向，具體體現為從早年對異化、物化等概念的頻繁應用，到思想成熟時期較少使用這一類哲學概念，取而代之以商品、生產力、剩余價值等經濟學概念。與此相應，批判的價值取向也發生改變，即從追求應然預設到實然結果的轉換。這種轉換體現為在運用哲學批判時，其所指向的目標屬于價值預設式的人的本質復歸；而在運用經濟學批判時，其所指向的最終價值目的在于符合歷史發展規律的全人類解放。

　　青年馬克思在探討諸問題時，更多地是以繼承前人哲學遺產的方式進行的，將目標設定為應然的推演終點，而非實然的必然結果，即在價值追求上是將康德的“德性”、黑格爾的“絕對精神”等類似的價值預設作為最終的批判歸屬。價值預設是一種先驗的邏輯設定，它的前提在于，首先對事物主體設定一種理想狀態，或者一種抽象的本原狀態，然后要求現實世界的缺陷主體或不完滿主體向這一先驗狀態不斷趨近。“博士論文”時期，馬克思將意識哲學作為哲學批判的武器，預設個體是自我意識的存在，不僅具有自身的獨立性和主體性，而且能夠表達各自的看法和觀念，使自身權益獲得保障。這在當時的資本主義現實社會中，只能是“應該如此的展望”，不可能是“真實世界的實現目標”；在《萊茵報》時期，馬克思敬仰黑格爾的理性主義和法哲學，堅信憑借理性國家的存在與發展，每個人都能夠在其中獲得自己理想的生活。但隨著之后對無產者貧困現實與統治者階級本性的觀察與洞悉，馬克思開始質疑、反思原初的理性理想社會論斷。而最能夠體現馬克思站在哲學基地之上進行應然結果探索歷程的是《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這一時期。

　　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馬克思頻繁使用異化、物化等概念來剖析資本主義社會對人的奴役，披露人成為不完整的人受到資本主義社會多方面剝削與壓迫的現實，并希冀通過否定之否定的方式，將人從異化世界中解救出來，使他們能夠獲得自由自覺的勞動，享受自由而全面的發展。這一設想與愿望看起來如此美好，然而，馬克思這一時期思想的出發點、對人的異化的消解途徑以及最終所要達到的目標都缺乏現實根基，難以真正在現實生活中獲得實現，他所追求的不過是一種應然結果——人的本質復歸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