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習近平G20講話、媒體型智庫、改革、經濟“新常態”難題、環保垂直管理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鄭安光：習近平G20講話為全球經濟治理再平衡貢獻中國智慧】
南京大學國際關系研究院副教授、中國南海研究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鄭安光認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第十次峰會上的講話，不僅切中了國際經濟不振的肯綮，為其繁榮發展指明了方向，更為匡正失衡的全球經濟治理秩序貢獻了中國智慧。從根本上說，全球經濟治理需要經歷一個再平衡的過程，這個過程雖然不能說是鳳凰涅槃的重生，但必定是脫胎換骨的重構。
全球經濟發展首先必須推動經濟增長方式的再平衡。世界經濟發展到今天，上一輪科技和產業革命所提供的動能已經接近尾聲，傳統經濟體制和發展模式的潛能趨于消退。為此應該把推動創新驅動和打造新增長源作為二十國集團新的合作重點，加快新舊增長動力轉換，共同創造新的有效和可持續的全球需求，引領世界經濟發展方向；全球經濟調整的第二個層次，是世界經濟發展戰略的再平衡。冷戰結束后，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一個真正意義上的世界市場逐漸形成，然而各國的經濟規模、發展階段甚至是國情特點卻是千差萬別，這無疑造成了各國經濟發展戰略協調的失衡。各國必須加強宏觀經濟政策溝通和協調，形成政策和行動合力；全球經濟發展的新動力和新戰略也要求全球經濟治理結構的再平衡。當前在國際經濟治理體系中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嚴重不足。這種世界經濟治理結構變革的滯后無疑對世界經濟的良好發展造成掣肘。這種困難必須從兩個方面進行克服。一是在現有機制內擴大新興市場國家的權力份額，二是以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國家為主導建立新的國際經濟治理機制，如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金磚國家銀行等。
摘編自光明網
【儲殷：媒體型智庫助力中國智庫“彎道超車”】
國際關系學院副教授、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研究員儲殷指出，對于中國智庫的成長發展而言，媒體型智庫更具特殊意義。一方面，媒體型智庫是智慧在政府、市場、社會間流動的加速器。我國相當比例的智庫脫胎于體制內的研究機構、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行政化色彩過重、人員流動性不足、研究與需求脫節的弊端較為突出；而媒體型智庫擁有廣泛的社會資源和貫通體制內外的信息渠道，不僅可以打破僵化的管理體制，整合被條塊分割的智力資源，而且可以促進多元觀點交流碰撞，為建立人才流動的“旋轉門”摸索經驗。另一方面，媒體型智庫相較于其他智庫更具公信力，它可以整合智庫的政策影響力與媒體的大眾影響力，從而既引導大眾形成對公共政策的理性態度，又通過信息分享、觀點交流，促進決策部門更加全面地傾聽社會意見。更為重要的是，相比于其他類型的智庫，中國的權威媒體不論是在資源、渠道上還是在人才儲備上都更為國際化，媒體型智庫的發展將有利于中國智庫在全球智慧共同體中樹立自身良好的形象與公信力。
中國智庫雖起步較晚，卻趕上了信息化、經濟全球化的時代環境所提供的大好機遇。把握智庫與媒體密切互動的趨勢，積極發展媒體型智庫，將使中國的智庫建設更好地適應信息時代的發展規律，把握后發優勢，實現彎道超車。
摘編自《光明日報》
【陳憲：改革當以“形成新增長動力”為聚焦點】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陳憲指出，著力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既是應對這一輪經濟增長下行的正確對策，又是從根本上轉換經濟增長動力的唯一藥方。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從哪里入手？我們從觀察到的一個“奇怪”現象說起。一方面，符合市場需求的創新成果有限；另一方面，對于技術創新有著極大催生作用的風險投資卻“過剩”了。原因何在？顯然，好的創業創新項目不足，最終是能夠提出并實施這些創業創新項目的“人”不足，是癥結所在。這里，“人”是自然人，也是法人。創業創新行為可以是自然人所為，也可以是法人所為。因此，聚焦于和“人”及“人”所處的環境有關的改革，是最為重要的改革。譬如，教育體制、財稅體制、金融體制、國有企業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等。當我們對阻礙、甚至禁錮新的增長動力形成的體制、機制和政策進行結構性改革時，重點就在這些領域。為此，筆者建議，我們應當以“形成新增長動力”為聚焦點，進行相關體制改革的頂層設計或系統設計，再具體落實改革任務，以期在形成新的增長動力方面有明顯的改觀。
摘編自《文匯報》
【王小廣：實現我國經濟“新常態”有兩大難題】國家行政學院決策咨詢部副主任、研究員王小廣認為，導致經濟出現重大風險的原因，根據國際經驗，不外乎三大問題，即需求嚴重不足、產業升級失敗、收入差距過大。這是導致拉美國家、東南亞國家等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根本原因。
阻礙我國經濟向期望的“新常態”轉變還有兩大難題：一是生態環境危機，二是城市病不斷蔓延。生態環境危機如果長期得不到解決，也就意味著經濟全面轉型升級的失敗，同時意味著國民生活質量的持續惡化。生態環境惡化態勢的扭轉依靠結構升級到位和發展方式的根本轉變，這一過程需要一定的時間和很高的成本，“十三五”應該就是這個關鍵時間窗口。城市病的不斷蔓延則意味著城市化質量低下，城市現代化過程受阻，這會嚴重影響“三個1億人”目標的實現，使城市化長期處于低水平、低質量狀態，從而抑制消費需求和投資需求。因此，這與最終需求不足是緊密關聯的。
摘編自《人民論壇》
【周湘智：“三家”是影響高端智庫建設的最關鍵因素】
湖南省社會科學院國家治理與公共政策研究中心周湘智指出，高端智庫需要高端要素作保障。影響高端智庫建設的因素有很多，但最為關鍵的是“三家”。首先是兩類“東家”。各級黨委、政府是智庫產品的主要需求者與消費者，也是中國特色新型智庫建設的主要后盾與保障。因此，智庫必須積極爭取黨委、政府這個“東家”的支持，為智庫贏得更優的內外環境。同時，公益捐贈已經成為智庫建設的重要資金來源，應積極主動地爭取公司企業、社會組織與精英賢達依法為智庫提供經費襄助，為智庫創造更好的發展條件。其次是兩類“專家”。一是理論實踐化專家。要培養打造一批善于將理論與知識轉化為政策方案、行動方法、實用觀點的專家學者，有效地服務實踐。二是實踐理論化專家。要培養打造一批善于將實踐探索模式化、經驗化、規律化的專家學者，將個體、分散的經驗提升為理論命題、理論模型、理論體系，更好地指導實踐。再次是兩類“管家”。一類“管家”是優秀的智庫掌門人，是高端智庫的催化劑，杰出的智庫領導者能確保智庫成功運營，最大程度地激發智庫的潛力和活力，不斷將智庫帶到更高的水平和境界。所謂“千軍易得，一將難求”，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們比智庫專家更稀缺、更重要。還有一類重要的“管家”就是行政與研究輔助人員。他們負責落實與執行智庫的管理思想，為研究人員提供支持，高水平的行政輔助隊伍能夠倍增智庫運作績效。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常紀文：環保垂直管理體制設計要把握治標與治本、垂直與屬地兩個關鍵】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資源與環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長常紀文指出，有人把地方環境保護部門比作貓，把違法企業比作老鼠。貓是地方政府養的，能不能捉耗子、捉幾只，由政府部門說了算，不是環保部門說了算。可見，地方保護主義是環境污染局面沒有得到根本扭轉的主要原因。由于目前的環境執法體制具有部門性和地方性的特點，人員由地方任命，財政也來源于地方，因此執法隊伍在實踐中往往偏向于對地方政府負責，很難真正做到對法律和生態環境負責。上級部門缺乏有效的監察手段，難以克服地方保護主義現象。因此，必須在現有監管體制的基礎上，探索建立相對獨立的環境監督與執法制度。
目前，有關部門正在按照上述文件的要求，協同有關機構開展省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體制的改革設計工作。設計工作應科學謹慎，著力解決好以下兩個問題：一是治標與治本的問題。環境保護需要建立健全環境治理體系，而環境監測監察執法只是環境治理體系的一個方面。如果忽視市場的調節及體制外的社會參與和監督，垂直管理的體制對于環境問題只能治標，很難治本。基于此，國家在開展省級以下環保機構監測監察執法垂直管理體制改革設計時，必須同時健全市場調節和社會參與、監督的體制，引入并強化公眾問責機制，使新的環境監管體系可問責，增強環境監測監察垂直執法的獨立性。二是垂直與屬地的問題。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是經濟社會生活的副產品，因此解決環境問題，必須把經濟社會生活的管理作為抓手。而經濟社會生活的管理權限大多在于屬地的政府。因此，環境監管不能忽視甚至否認屬地政府的屬地責任。
摘編自《中國環境報》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