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企業家經濟、行政公益訴訟、混合所有制改革、協商民主制度化、標準化、文化走出去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陳憲：成熟的市場經濟就是企業家經濟】
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陳憲指出，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經濟體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點，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市場起決定性作用就是市場主體——企業起決定性作用。企業家是企業的人格化代表。當然，并不是所有的企業都有企業家。管理學大師德魯克在上個世紀80年代就說過，成熟的市場經濟就是企業家經濟。在今天看來，這個判斷仍然是正確的，只是企業家的內涵發生了變化。時至今日，一大批風險投資家、產業投資家也是企業家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和直接投資并經營實業的企業家一起，在進行需求試錯，發現市場，不斷推動經濟的持續增長和發展。可見，企業家不同于常人，就在于他們具有不同于常人的精神，冒險精神，創新精神，天下精神，這些就是企業家精神。也許有人會問，這是否過于拔高了企業家和企業家精神？筆者以為不然。一個社會，一個國家，沒有了這個群體，何來財富、就業和稅收？甚至何來慈善事業？所以，我們說，對于經濟增長和發展來說，企業家精神是具有主體意義的決定性力量，是不為過的。
摘編自《文匯報》
【吉爾吉斯前總理：吉爾吉斯非常愿意加入"一帶一路"倡議】
10月19日－20日，2015北京新興市場論壇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吉爾吉斯斯坦前總理卓奧瑪爾特·奧托爾巴耶夫在發言時指出，吉爾吉斯斯坦非常愿意加入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一帶一路”會在中亞與外界之間建立高效連接，吉爾吉斯斯坦將受益于此項倡議。中亞當下非常急于建立經濟共同體——只有社會公平發展，才能更加的繁榮，更加的現代，幫助人們提高生活質量。中亞需要很多基礎設施投資，這些需求對于中國來說也非常有益。而中國需要的能源供應，在中亞也能得到滿足。中國原油的進口占總體消費的66%，其中一半是通過海洋由中東運來的，但是除了這些原油和氣的供應，未來可以在中亞找到更多答案。如果中國經濟保持當前的增速，則會在2020年出現28%的能源缺口，而中亞提供的能源，在2020年，可以彌補中國17%的能源需求，在2030年會滿足所有能源需求。現在中國進口的原油只有8%-10%來自于中亞，還有很多的潛力。
摘編自 光明網
【姜明安：提起行政公益訴訟是推進行政法治的重要舉措】北京大學教授姜明安指出，公益訴訟有兩種主要類型：民事公益訴訟和行政公益訴訟。兩種公益訴訟均可由檢察機關提起。其中，由檢察機關提起行政公益訴訟是推進行政法治的重要舉措，對于促進法治政府建設具有特殊重要的意義。
行政法治和法治政府的第一要義是政府必須依法行政，權力行使不能恣意、任性，不能亂作為、不作為。其最重要的途徑有二:一是通過立法，特別是通過行政組織立法和行政程序立法，嚴格規范政府行使權力和履行職責的行為，防止其有瀆職等違法行為;二是通過監督制約機制和責任追究機制監督政府依法行政，在發現政府有瀆職等違法行為時，及時采取措施糾正，追究相應行政機關和工作人員的法律責任。
摘編自《檢察日報》
【賈康、蘇京春：經濟活力釋放需抓住混合所有制改革】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賈康、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蘇京春指出，中國當下所說的混合所有制，實際上強調的是在現代國家治理法治化背景下，使任何一個市場主體內部，產權可以按照股份制框架下的混合所有制來處理，實現最大包容性和共贏、多贏。混合所有制若能夠通過規范的股份制來實現市場法人主體產權結構最大的包容性，那么原來談論了多年而爭吵不出來結果的“國進民退”與“國退民進”、“姓公姓私”和“姓社姓資”問題，便都可以淡化了。
從我國改革開放實踐過程中認識深化、提升的脈絡梳理而來，我們已可清楚認知當下所強調的混合所有制，其框架就是過去已被充分肯定的“現代企業制度”的標準化形式——股份制。這一制度可以使公有的、非公有的產權，融合到分散存在的一個個市場主體的內部產權結構里面去，尋求相關利益主體共贏機制下的活力增強。在理論考察視角，我們首先特別注意到關于股份制，在馬克思有生之年已明確指出了其已在發生“揚棄”私有制不適應社會化大生產發展的制約因素的積極作用，其次應如實地認識馬克思身后一百余年間股份制在股權高度分散化方面的歷史性演變，以大型上市公司、跨國公司為代表的這種變化，形成股份制下以“混合所有制”為取向的發展與社會化大生產客觀要求的契合，使之與改革開放中的中國實踐緊密結合，我們沒有絲毫道理對股份制加上“姓社姓資”的詰難，更應淡化“姓公姓私”的貼標簽式思維，充分肯定中國大地上近年來深化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打造現代市場體系的不斷嘗試和探索開拓，正是進一步釋放活力、實現增長動力轉型的勢所必然。在今后幾十年聯結偉大民族復興“中國夢”的進取過程中，混合所有制取向的企業改革，也將會結合方興未艾的PPP（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等機制創新，通過混合所有制改革中股份制的升級發展，使資本市場更加規范和繁榮，與正在緊鑼密鼓進行的多級多元化市場建設互相促進、互相成就，也與簡政放權、降低準入、消除過度壟斷和PPP中連片開發、城市基金、資本證券化以及互聯網金融等相互作用，產生更大的乘數效應，從而消解前面若干年股份制發展中的“一股獨大”等難題，有力支持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新時期“解放生產力，發展生產力”的動力轉換。
摘編自《中國經濟時報》
【徐永利：法治方式是構建協商民主制度化的機制保障】人民政協理論與實踐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市政協委員徐永利撰文指出，加強協商民主建設，就必須使協商民主制度化、規范化。法治方式是構建協商民主制度化的機制保障。所謂法治方式，就是運用法治思維處理和解決問題的行為方式，是法治思維實際作用于協商民主實踐的外在表現。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發揮人民政協作為協商民主重要渠道作用”提出了明確要求，強調要“重點推進政治協商、民主監督、參政議政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要求“完善人民政協制度體系，規范協商內容、協商程序”。要把這些要求真正落到實處，還需要采取切實措施，推進協商民主的法治化，構建協商民主的制度和機制保障：第一，加強協商民主的立法構建。在國家立法層面，健全協商民主的立法；第二，加強協商民主的制度構建；第三，完善協商民主的機制構建。
摘編自《前線》
【高鷹忠：標準化是國家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浙江省質量技術監督局局長高鷹忠指出，在維持社會運行的諸多規范中，國家的基本制度、執政黨的指導思想和基本政策可稱為定向性規范，從最高層次上規定著國家和社會的發展方向。法律法規是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強制性規范，法治使社會行為的后果具有可預期性，因而成為社會有序運行的根本保障。同時應看到，強制性或推薦性的標準也具有規范性。與剛性的法律相比，標準更加具體細致，是法律法規的細化和延伸；法律主要回答“可為”還是“不可為”的問題，而標準則包含許多定量要求，主要回答“如何為”的問題，具有較強的可操作性。在社會規范體系中，標準存在和發生作用的時空非常廣泛，不僅對社會行為所起的作用更加直接，靈活性、針對性更強，而且會通過滲透于日常生活培養人們的行為習慣。可以說，標準是國家治理的基礎性規范。
標準化是治理現代化的必然要求。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旨在實現國家、社會各項事務治理制度化、規范化、程序化，從而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各方面的制度優勢轉化為治理國家的效能。實施標準化戰略，對推進國家治理現代化具有重要意義。借助標準化的方法，可以整合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資源，創新國家治理模式，為解決政出多門、各自為政、自由裁量、互不相關以及社會資源分配不公、政府與市場關系不順等問題提供技術支撐，推動實現政府治理行為規范化和社會治理資源優化配置。例如，浙江省杭州市上城區通過制定實施包含1個總體系、4個分體系、31個子體系的政府治理與公共服務標準體系，實現了政府行政管理與公共服務事事有標準可依、崗崗有標準規范。
摘編自《人民日報》
【徐堅：中國文化能不能走出國門關鍵在于文化自身的品質是否優秀】中國文化能不能走出國門，走出去后世界的反應如何，關鍵在于中國文化自身的品質是否優秀，而這取決于兩個方面。其一，要看中國文化是否能跟上時代發展，民族個性是否包含國際共性、是否能給人帶來積極健康的精神感受。只有中國文化不但使本國人，也使他國人在認知上感到理性的力量、在價值上能引起共鳴、在審美上有獨特魅力，其國際影響力才有提升的基礎。其二，中國文化不僅要體現對本國本民族發展和利益的關懷，也要對世界和人類共同發展利益體現出充分的人文關懷。在這方面，國家對外政策導向固然重要，但這也必須成為中國社會、中國文化本身的內在品格。在當今世界，一種先進文化一定不會留給世界這樣一種印象，即這種文化培養出的人只關心自己和家人，只關心自己的民族和國家，對他人、對社會、對他國和世界的福祉漠不關心，對發生在別國的痛苦麻木不仁、甚至幸災樂禍。中國成為新興世界大國，世界對中國的期待與日俱增。積極回應這種期待，不僅是中國政府的責任，也是中國社會和國民的責任。這是中國文化發展建設不可回避的新課題。這個課題提升了檢驗中國文化包容性、先進性的標準。中國必須更加重視從世界范圍去思考自身的文化建設問題。從文化的工具理性上看，增強中國文化的包容性、先進性，也是提升中國軟實力的關鍵所在，對文化強國有重要意義。
摘編自《國際問題研究》
（光明網記者康慧珍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