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中國崛起、社會組織人力資本、文化、基礎研究、縣域經濟新常態、中國經濟新常態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李形、彭博：中國崛起使中國發展經驗和對外政策規范化】
丹麥王國奧爾堡大學發展與國際關系研究中心李形、彭博認為，隨著中國的和平崛起，冷戰后美國一家獨大的局面開始受到挑戰，國際政治格局開始由單極轉向多極。在這一大背景下，約瑟夫·奈的“軟實力”被賦予了新的“時代使命”，其解釋對象開始從美蘇對比轉移到美中對比。奈的根本觀點就是：“軟實力”概念的優勢能補充日益縮水的“硬實力”，同時使得中國日益膨脹的“硬實力”受到自身欠缺的“軟實力”的限制。奈將軟實力概念運用到分析中國政治外交的做法，帶有明顯的指向性和目的性，著重強調軟實力在國家力量對比中的重要性，將軟實力設定為衡量一國綜合實力的重要指標，從而使美國在話語權和價值規范層面占得先機。
因此，我們認為，在中國和價值規范關系的問題上，應當采取一種全新的視角。該視角的核心觀點可以描述為，中國崛起所帶來的經濟、政治和軍事的全球影響力已經使得中國的發展經驗（國家—市場—社會的關系）和對外政策慢慢地變成一種常態，形成規范化。中國應當結合自身的實際情況，發展出適合崛起國家的軟實力理論和道路。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吳青熹、王培智：“四個缺乏”造成社會組織人力資本“三低兩高”現象】
吳青熹、王培智撰文指出，當前我國社會組織人力資本的基本狀況突出呈現出總量低、待遇低、專業度低、工作強度高、流動性高的“三低兩高”現象。這種現象長期存在的根本原因在于“四個缺乏”。一是缺乏認同的社會環境。在社工人才引進、聘用、培養、流動、評估的實踐中，依然缺乏統一、可操作的執行標準和能作為法律依憑的政策法規，不僅部分從業者的基本權益長期得不到保障，甚至工作經驗都難以得到其他行業的認可。二是缺乏合理的職業認知。我國高校尚未普及社會工作課，在絕大多數人的認知中，社會工作等同于慈善募捐、救濟慰問、高端互動，是活動性的，但實際上社會組織的日常工作是在一線、在基層做具體的、重復性的小事，是服務性的，僅憑理想和熱情，難以持續。三是缺乏完善的激勵機制。我國社會組織強調精神激勵，平均主義分配傾向較為嚴重，從業人員不僅起薪低、福利少、增幅小，且大部分機構獎懲不透明，僅依照工作年限升職級、漲工資。四是缺乏專業的職業規劃。我國社會組織普遍缺乏職業化、專業化的人力資本培育意識，大多由行政部門代理人力資源管理職能，既沒有建立常態化的培訓機制，也沒有明確專業化的職業素質標準，更不用說為員工做好明晰的職業生涯規劃。
摘編自《學習時報》
【黃力之：文化的經濟效益應服從社會效益、市場價值應服從社會價值】
中共上海市委黨校馬克思主義研究院教授黃力之指出，《關于推動國有文化企業把社會效益放在首位、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相統一的指導意見》提出，當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社會價值和市場價值發生矛盾時，經濟效益服從社會效益、市場價值服從社會價值。堅決反對唯票房、唯收視率、唯發行量、唯點擊率。應該看出并領會兩者之間的關系：前者從價值理念角度提出了對文化藝術工作的要求，更加鮮明地堅持了黨在這個問題上的一貫主張；而后者則從健康發展文化產業角度提出了可操作的方案，將多年來已經提出的原則化為可操作性行為，保證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既對文化藝術實行市場化改革，同時又能夠確保社會主義文化藝術基本理念的實現。兩者相結合，其意義就在于提出了解決文化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關系的重要舉措。
文藝不能在市場經濟大潮中迷失方向，不能在為什么人的問題上發生偏差。低俗不是通俗，欲望不代表希望，單純感官娛樂不等于精神快樂。我們既要在文化藝術領域里實行文化產業的改革，引進市場機制，但又不能完全讓市場說了算。
摘編自《文匯報》
【彭聃齡：應用研究須根植基礎研究】
北京師范大學認知神經科學與學習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彭聃齡撰文指出，一般而言，一門成熟的學科都有基礎研究和應用研究兩個層次。簡單地說，基礎研究是指那些關系學科自身發展的研究，應用研究是指那些能解決社會發展和人類生存等相關問題的研究。在應用研究蓬勃發展、越來越受到重視的今天，應妥善處理應用研究與基礎研究的關系。基礎研究是應用研究的基礎，沒有堅實基礎的應用研究是淺薄的、沒有生命力的。基礎研究事關國家競爭力，一個國家的競爭力與基礎研究水平和質量休戚相關。基礎研究的每一個重大突破都可能帶來巨大的經濟社會效益。
做研究要有明確的目的，做一點“頂天立地”的事情。“頂天”，就是在基礎研究中追求學術創新、推動學科發展；“立地”，就是在應用研究中做有益于社會、有益于百姓的事情。基礎研究更加重視原始創新，要求研究者具有某些特殊的能力和人格品質，比如要有更強的探索精神、更廣的學術視野，要能夠忍受長年坐冷板凳的寂寞，要有更大承受失敗的能力等。因此，“頂天”非常不容易，需要研究者具有堅守學術的品格和毅力。
摘編自《人民日報》
【李建偉：綠色發展是引領縣域經濟新常態的重要力量】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李建偉認為，縣域經濟是城市經濟與農村經濟的結合點，是我國國民經濟發展的重要組成部分和戰略基石。在新形勢下，我國縣域經濟發展也面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突出體現在經濟結構轉型壓力大、新型城鎮化發展滯后、資源環境約束加強、投融資機制不完善、開發合作不足等方面。
在新常態條件下，推動縣域經濟發展，不僅要做好產業方面的文章，還要下大力氣促進縣域經濟綠色轉型。新常態是經濟減速轉型提質的新階段，也是綠色發展提質的新契機。縣域經濟發展必須把綠色發展作為引領經濟新常態的重要力量，堅持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充分發揮生態環保的引導作用和倒逼機制，大力發展循環經濟和節能環保產業，培育以低碳排放為特征的新的經濟增長點，促進縣域形成節約能源資源、保護生態環境的產業結構、增長方式和消費模式，走科技含量高、經濟效益好、資源消耗低、環境污染少、人力資源優勢得到充分發揮的綠色經濟道路，從而創造更多的綠色財富和生態福利，把生態比較優勢轉化為生態競爭優勢。
摘編自《經濟日報》
【程恩富、高建昆：中國經濟新常態重在提質增效】
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克思主義研究學部程恩富，復旦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高建昆指出，中國經濟進入新常態，中國經濟初步表現出新常態階段下提質增效的特征。在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只有準確把握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努力做好以下幾方面工作，我國經濟才能既繼續保持中高速增長，又不斷提高經濟發展的整體質量和效益。
第一，科學技術的創新成為經濟發展的第一驅動力，只有在重要領域進行核心技術的自主創新，我國才能真正實現國家的富強和安全。第二，通過轉產、兼并重組等方式化解過剩產能，推動產業結構合理化和高級化，重點在化解產能過剩的同時促進產業間協調發展。第三， 保護生態環境和高效利用自然資源。第四，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統籌協調各經濟區的區域發展戰略，根據我國主體功能區規劃統籌協調、分類指導各區域國土空間的開發。第五， 從改善民生就是發展的戰略高度來謀劃財富和收入分配、就業、醫療、住房、教育、社會保障等領域發展。第六，重點發展公有資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第七，使金融服務于實體經濟，關鍵在于金融發展的速度和水平要與實體經濟相適應。第八，協同發揮好市場和政府的雙重調節作用，在資源配置中，政府與市場的配合旨在實現功能上的良性互補、效應上的協同、機制上的呼應。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報》
（光明網記者田依漪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