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超越統一戰線的一致性和多樣性關系、制度與改革、孔子思想、鄉村治理、“命運共同體”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李金河：一致性和多樣性關系所體現的“同”、“異”、“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優秀內核】
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戰理論教研部主任、教授李金河、中央社會主義學院統戰理論教研部高國升指出，一致性和多樣性關系符合中國人講和諧勝于講對立，重和而不強求同的文化精神。“和”在中國傳統文化中是一個核心概念，歷代思想家皆有闡發。既然“和”是萬物產生的根源，自然也成為中國人為人處事、治國理政、禮儀制度的價值標準，也是以儒家為主的中國傳統文化所普遍推崇和追求的一種價值理想與目標。不僅如此，中華傳統文化以儒家為主體，道和佛長期共存互溶，在構成方式上亦顯現出“一體多元、多元和合”的特點，“和而不同”同樣是中國傳統的思維方式。
對中國傳統文化的認同，是必須正確認識和處理好一致性和多樣性關系的內在原因。中國傳統文化涵容異質、一體多元、和而不同的文化內涵，造就的思維方式、精神風貌，是造成統一戰線能夠發展壯大的關鍵因素。一致性是講“同”的方面，多樣性是講“異”的方面，“和”就是同與異也就是一致性和多樣性的對立統一。
摘編自光明網
【王慶德：制度“超生”、“沉睡與“重疊”會造成社會秩序紊亂】
山東省委黨校政法教研部副教授王慶德認為，目前我國的制度數量不可謂不多，制度密度不可謂不大，在推動改革促進發展中的確發揮了重要作用。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過去的改革實踐中，造成了一定的制度過密問題，不僅組織沒有效率，而且制度的作用也得不到發揮；不僅不能保證社會正常運轉，反而會造成社會秩序紊亂，不能不引起注意。
1.制度進場過易，造成制度“超生”。目前，整個法律體系97%的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基本上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時間內迅速建構起來的，形成了很多無法落地的制度，法律效果在實踐中大打折扣，造成制度“超生”。2.制度退場太難，造成制度“沉睡”。由于制度產生的速度過快，很多制度短命，還沒有來得及執行就被新的制度所替代，而失效的制度并沒有得到及時清理，造成了一種制度“沉睡”。另外，有些制度雖然仍有效力，但被長期擱置，備而不用。3.以制度貫徹制度，造成制度“重疊”。在有些制度實際執行中，往往出現“法上加規”現象，以規代法，以規推法，有法不依，依規而行，結果導致在制度建設上疊床架屋，同時削弱了法律的嚴肅性和權威性。
摘編自《北京日報》
【鄭治文、傅永聚：孔子思想的“五大智慧”】
曲阜師范大學國學院鄭治文、傅永聚撰文指出，在中華五千年文明史上，孔子是最杰出的文化代表。孔子儒學總體上蘊含著文化、倫理、政治、教育、社會治理方面的五大智慧。它們仍可為今所用，甚至可以為全人類共享。其一，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建立了“仁禮合一”的學說體系，奠定了儒學的根基。孔子這種“述而有作”的文化智慧，對當代文化的重建與創新不無借鑒意義。其二，仁禮合一的倫理智慧。“仁禮合一”之學體現的是一種“美德”與“規范”（規則）并重、“德性”與“德行”統一的倫理智慧。孔子這種“仁禮合一”的倫理智慧，對克服當代道德困境，建設新型倫理價值體系，極具指導意義。其三，德治民本的政治智慧。“德治”（孟子叫“仁政”）構成儒家政治思想的主要內容，“為政以德”“道之于德，齊之于禮”的思想主張是孔子儒家政治智慧的集中體現。 其四，因材施教的教育智慧。孔子這種高超的教育智慧，仍值得當代“好老師”取法和借鑒。其五，“以和為貴”的社會治理智慧。孔子開出“仁”，是要開辟價值之源，為“禮”提供意義支撐。“仁”“禮”“和”構成了孔子儒學思想體系的三個基本支點，仁禮合一的孔子儒學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一種以追求和諧為目的，包含調節社會關系，鼓勵人向上向善諸多內容的社會治理之學。
摘編自《光明日報》
【曹廣晶：“綠色化”帶來清新的理論創新之風】
湖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曹廣晶表示，“綠色化”已成為新常態下經濟發展的新任務、推進生態文明建設的新要求，也是湖北轉型發展的根本遵循。1.“綠色化”是全新的發展觀。生態問題本質是發展問題。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是一種辯證關系：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燒。中央將“綠色化”與新型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農業現代化并列，就是把“綠色化”從過去常規手段的環境治理提升到政治任務的高度，是一種新的治國理政理念。2.“綠色化”是全新的價值觀。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像保護眼睛一樣保護生態環境，像對待生命一樣對待生態環境，都凸顯了“綠色化”的價值取向。3.“綠色化”是全新的財富觀。綠水青山是一筆巨大的財富。有貨幣形式的財富，還要有生態形式的財富。在新常態下，我們需要釋放更多的“生態紅利”。4.“綠色化”是全新的民生觀。良好的生態環境是最公平的公共產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
摘編自《學習時報》
【于建嶸：三個轉變促使鄉村社會實現“善治”狀態】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社會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嶸指出，與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社會變遷相伴隨，鄉村治理在治理主體、治理目標和治理過程三個方面發生了一些重要的轉變。變現為：鄉村社會治理主體從“一元”向“多元”轉變；鄉村社會治理目標由管制向提供公共服務轉變；鄉村社會治理過程由權威服從向更多的民主協商轉變。這些轉變如果能夠順利實現，將在一定程度上解決鄉村治理過程中的價值沖突、認同沖突和利益沖突問題，從而使鄉村公共服務能夠滿足廣大農民群眾日益多樣而復雜的要求，使鄉村社會信任關系達到社區共同體的標準，使鄉村社會利益矛盾得到有效化解，并最終促使鄉村社會實現良好的治理，即達到“善治”的狀態。
摘編自《人民論壇》
【燕繼榮：分權化改革必須與制度變革同步進行】
北京大學國家治理協同創新中心研究員燕繼榮認為，中國被認為是一個中央集權國家，在計劃經濟年代，這種集權體制限制了社會的活力，影響了財富的生產，制約了整個社會的發展。因此，分權化成為政府改革的主要方向。從中國30多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來看，20世紀80年代的分權改革、20世紀90年代的精簡機構、2000年以后的轉變政府職能等一系列改革表明，雖然政府改革的主題不斷變化，但改革的總體方向保持了持續性——分權化。但是，這種分權化改革也產生了國家權力“碎片化”的傾向，沒有實現集權與分權的均衡。為此，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將這種分權化進一步表述為中央與地方、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關系的調整。中國的經驗顯示，國家治理需要處理好集權與分權的關系，要解決好國家發展活力不足以及部門本位、地方保護、寡頭分割等問題；分權化的目標不是重新切分“權力蛋糕”，而是實現治理變革；分權化改革應該堅持的原則是讓企業、社會和公民最大化受益；分權化改革必須與促進統一性和均等化的制度變革同步進行。
摘編自《學習與探索》
【邱耕田：“命運共同體”思想是中國建設和諧世界的重要理念基礎】
中央黨校哲學部教授邱耕田指出，“命運共同體”思想是指導中國進行國際交往、處理國際事務、建構國際新秩序的基本的主張。換言之，“命運共同體”思想是中國所主張的實現和平發展、建設和諧世界的重要理念基礎。基于實踐的角度分析，由于“命運共同體”思想著眼的是人類的整體利益，并包含著新的理念和準則，因而，推行“命運共同體”思想，不僅有助于克服和解決當今日趨嚴重的全球性問題，有助于推動世界各國的共同繁榮和進步，更重要的是，倡導并積極建構命運共同體，能把中國置于一種和平安穩的國際環境之中，從而為中國的科學發展和中國的崛起提供極其有利的外部條件。“黨的十八大明確提出了‘兩個一百年’的奮斗目標，我們還明確提出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奮斗目標。實現我們的奮斗目標，必須有和平國際環境。”而把當今世界看作命運共同體，倡導并建設這種命運共同體，顯然能為中國的建設和發展提供一個安寧、安全、和平的國際環境，有助于減緩來自外部的干擾和壓力。
摘編自《學習時報》
（光明網記者蔣正翔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