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一帶一路”、公共財政體制與現代財政制度、智庫建設、大數據社會輿情管理、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劉華芹：“一帶一路”建設中國拋磚引玉各國攜手合唱】
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研究員劉華芹認為, 《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作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中國版行動計劃，積極回應了一年多來國內外各界對于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的極大關注。一、《愿景與行動》首次全面而系統地闡述了中方對于共建“一帶一路”的總體構想與合作框架。二、《愿景與行動》充分體現了共建“一帶一路”高度的開放性。三、《愿景與行動》體現了共建“一帶一路”的不斷創新性。四、《愿景與行動》發出了共建“一帶一路”的中國聲音，但“一帶一路”建設是多國的合唱，中國版的《愿景與行動》拋磚引玉，還需各國共商。
摘編自光明網
【高培勇:公共財政體制與現代財政制度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財經戰略研究院院長高培勇認為，由建立公共財政制度到建立現代財政制度，體現了與整體改革進程相協調的新一輪財稅體制改革的階段性特征。其一，實現國家治理的與時俱進是我國社會的又一次“趕考”，作為國家治理的基礎和重要支柱的財政理應充當先行軍。其二，迄今為止，在我國改革文獻中以“現代”二字前綴某一領域制度安排的情形不多，一般均屬重大改革，例如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公共財政體制與現代財政制度并不矛盾，而是如同一枚硬幣的兩面，是一脈相承的統一體。前者對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屬性特征標識財稅體制改革目標，表述為公共財政制度；后者對應國家治理現代化，以時代特征標識財稅體制改革目標，表述為現代財政制度。
作為我國財稅體制改革目標的高度概括，無論公共財政體制還是現代財政制度，實際上都是開放性的概念。公共財政體制和現代財政制度的內涵并非一成不變，而是與時俱進的。在財稅體制改革目標的標識上，由關注屬性特征到強化時代特征，便是一個重要體現。
摘編自《人民日報》
【鄭永年：智庫建設有可能撬動中國人才培養模式的轉變】
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智庫的角色就是要在“知”和“行”之間搭一座雙向橋梁，即一方面追求把“知”轉化成“行”，另一方面，探索如何把“行”提升為“知”。如果說哲學家關注的是事物或者現象的理論邏輯，那么智庫成員作為政策研究者，關注的更多是實踐邏輯。首先，智庫成員要能夠分辨事物發展的客觀規律，探索一種理念或政策方案的實際可行性。其次，政策研究者要能夠結合實際，給出不同的政策途徑選擇，并把這些政策途徑放在宏觀環境之中加以分析，告訴政府每種政策選擇將會導致的后果。最后，智庫應該致力于把“行”上升為“知”，即把一些政策實踐提升為概念和理論。總之，智庫成員應該具有哲學家和政治家兩方面的素質，這個角色并不好擔當。這就帶來一個問題：智庫人才所需要的知識體系從哪里來？大學里可以找到各種門類的教科書，但智庫所需的實踐經驗卻難以從書本中獲取。傳統教育模式培養出的學者，最大的問題在于和政策體系脫節，沒有這方面的經驗與知識儲備。美國有“旋轉門”機制，人才在政府與智庫之間有序流動，打通了學術和政策研究的隔膜。這是國際智庫比較公認的人才培養方式，但并不一定符合中國國情。可以嘗試借鑒新加坡模式，用市場機制引進人才，人員跟著項目走，隨時流動，并在堅持專業所長的基礎上不斷拓展新的研究領域。實際上，政策研究和商品一樣，也有自己的市場。研究者不進入這個市場，就什么也不懂；進入之后，隨著研究經歷的積淀，就會越來越得心應手。所以，智庫學者要讓自己進入這個市場，像“活水”一樣流動起來。對學者來說，還需要注意一點：要在作為學者的學術自由和作為智庫的責任之間找到平衡，遵守智庫應有的紀律和規則。
總之，智庫建設有可能撬動中國人才培養模式的轉變，從而推動整個中國的知識創新、知識創造，這是非常值得期待的。
摘編自《光明日報》
【黃曉春：機制建設著力點雖在基層但牽扯全局】
上海大學基層治理創新研究中心研究員黃曉春表示，隨著2014年度上海市委一號課題“創新社會治理、加強基層建設”的結題以及“1+6”政策文件的頒布，上海未來的城市基層治理架構即將發生重大轉變。一種更強調以民生為導向、向下負責的基層公共服務體系以及注重激發社會活力，強調多元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將取代傳統上注重服務經濟和行政推動的治理模式。身處這一治理轉型的時代分水嶺，更有必要深刻思考新型治理模式得以順利實踐的深層條件和改革的配套機制。
立足于當代中國社會變遷和治理轉型的時代脈絡，認為機制建設主要涉及以下領域：一是政府改革領域的激勵、評估機制。二是嵌入于自治與共治領域的公共性生產機制。三是公共服務市場的運行機制。質言之，上述機制建設是一個涉及面很大的系統工程，不僅關乎社會活力的激發路徑，而且還涉及到中國政府行為的核心領域。許多機制建設的著力點雖在基層，牽扯到的卻是全局性問題。就此而言，認真摸索、提煉治理轉型的機制性經驗不僅對于“一號課題”的落實具有重要的實踐意義，而且對于學術界理解當代中國國家治理模式現代化的路徑具有深遠意義。
摘編自《文匯報》
【湯凌冰:設計大數據社會輿情管理的系統框架】
湯凌冰撰文指出,運用大數據技術創新社會輿情管理是一項復雜的系統工程，客觀上需要從三個維度進行頂層設計和整體謀劃，在最高層次上尋求創新社會輿情管理的解決之道。
一是奠定大數據社會輿情管理的制度基石。目前，大數據已經滲透到社會民生、公共安全、衛生安全和環境生態安全等各個領域，影響著人們的生活、行業的決策和國家的戰略部署。二是規劃大數據社會輿情管理的聯動框架。運用大數據創新社會輿情管理，要將大數據與政務信息公開、日常輿情管理、突發事件應對、社會輿論引導緊密結合，注重輿情產生、傳導、影響、反饋、處理、引導的動態跟蹤和綜合治理，構建社會輿情數據“立方體”，增強關聯輿情信息的分析和預測，將管理目標從致力“反映問題”向致力“解決問題”拓展，合理配置資源，提高管理效能，最終實現創新社會輿情管理和科學社會治理緊密聯動。 三是制定社會輿情管理數據人才發展戰略。要實現運用大數據創新社會輿情管理，必須具有一支學習能力強、理論水平高和業務素質好的數據專業人才隊伍。
摘編自《光明日報》
【方瀟：實現“和諧”運用整體觀和系統觀解決法律問題】蘇州大學王健法學院方瀟認為，中國古代的法學思維有極強的整體觀和系統觀，其特點是將某個法律問題放到整個社會平臺，甚至“天地人一體”的宇宙體系中去通盤考察；而現代法學思維則恰恰相反，是將某個法律問題從紛繁復雜的社會中拎出來進行個案解決。雖然現代法律也追求所謂的系統性，但這種系統性與傳統的系統性不是同一概念，它是在科學不斷分支細密的前提下立論，其重點追求的是具體事物（如某個法律部門）內部的系統性，而不是面向外部事物之間的系統性。從整個社會的“和諧”及其法治追求看，這種以現代西方為標志特色的系統觀或法學思維模式，難以很好地應對現實。因此，為建構“和諧”的社會主義法治社會，我們需要對現有的西式法學思維模式進行認真反思，需要對我國現有的許多法律制度，特別是涉及社會矛盾的法律制度，進行反思和改造。而這種反思和改造的一個觀念工具，就是中國傳統法學思維中的合理因素，即法律思維的整體觀、系統觀和全局觀。
當然，我們要以科學態度對待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要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造性發展。在此基礎上，借鑒中國傳統法學思維，可以有益于我國和諧社會的建構，有益于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貫徹。
摘編自《中國社會科學網》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