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期間，關于中國夢的討論再次升溫，很多代表、委員紛紛通過媒體與網友分享他們的中國夢。3月5日上午，李克強總理向全國人大報告政府工作，號召“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的更大貢獻”，更是在100分鐘里贏得50次掌聲！“中國夢”在凝聚國內共識，增強國際話語權方面有哪些作用？中國夢對黨的理論創新有什么影響？就此，光明網記者約請上海高校智庫?復旦大學政黨建設與國家發展研究中心常務副主任鄭長忠回答了這些問題。以下為訪談實錄。
“中國夢”與核心價值觀的主要任務在于建構國家意識形態
自從習近平同志提出“中國夢”之后，不論是在凝聚國內共識上，還是在增強國際話語權上，“中國夢”提法都起到了很好效果。任何措施的有效性獲得，都不是偶然與憑空的，而是有其內在必然性。“中國夢”之所以會有如此效果，從整體來看，“中國夢”提出契合我國意識形態建構新階段的內在要求；從具體來看，“中國夢”提出符合新時期意識形態建構的內在邏輯。這就意味著，“中國夢”提出，標志著我國意識形態創新進入到了一個新階段。
在人類歷史上，中華民族是唯一一個沒有中斷過自身文明發展的文明體。曾經，我們創造過非凡的古典文明，從而使中華民族在數千年中整體上處于繁榮昌盛狀態。鴉片戰爭爆發，標志著現代化浪潮開始對中國沖擊，隨之古典文明開始崩潰，作為古典文明承載體的中華民族也由此走向衰落。洋務運動、戊戌變法與辛亥革命等一系列努力，雖然都失敗了，但是也因此開啟了通過植入現代文明以推動中華民族復興的歷程。最終，歷史選擇了中國共產黨來承擔這一使命，并以黨建立國家與推動社會的方式來完成這一任務。
現代化對組織化內在訴求與中國傳統社會“一盤散沙”狀況之間的矛盾，使中國共產黨選擇了以計劃經濟體制與單位社會體制來建構社會與組織社會，其中黨的組織體系成為建構社會的基礎性力量，黨的組織邏輯成為整個國家與社會的建構邏輯。在這樣情況下，黨的意識形態建構統合了國家與社會的意識形態，所謂“一元即一體”，不論是在組織形態上，還是在意識形態上，國家與社會的自主性都尚未獲得充分發展。
計劃經濟體制與單位社會體制雖然能夠為現代化建設提供組織化基礎，卻不能為現代化建設提供可持續發展的內在動力。為此，中共中央做出改革開放的決定，在政治上實施以黨政分開為主要內容的政治體制改革，在經濟上實施以市場經濟為主要目標的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使國家系統得以發展，由此也導致國家主體性開始生成。經濟體制改革使市場經濟得以發展，由此也導致社會主體性開始生成。
為了配合改革開放發展，中國共產黨在意識形態與黨的理論上也開始著手進行探索與創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提出，標志著黨的政治綱領創新取得了突破性的發展，一是發展馬克思主義，二是發展了最高綱領內涵及其實現路徑，三是明確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與發展的最低綱領，四是創新了從最低綱領走向最高綱領的道路與機制。“三個代表”提出意味著黨適應市場經濟發展而推動自身創新的舉措，標志著黨的組織綱領的創新與發展。科學發展觀提出標志著黨找到了從政治綱領有效落實到政策的機制。不過，上述三個方面創新實際上都是局限在政黨自身意識形態創新范圍內。由于第一階段改革主要是由黨組織推動，國家與社會力量相對來說還處于生成階段，參與力度和作用發揮都較少，因此，黨組織自身意識形態創新就成為意識形態建設的重點。
隨著改革開放深入，特別是網絡社會生成，在社會主體性進一步增強同時，社會意識形態多元化傾向也越發嚴重。雖然，黨的意識形態不斷得到創新與發展，但是，它也只能是一元的。一元的政黨意識形態與多元的社會意識形態之間沖突就不斷加劇。為此，建構國家意識形態的命題就被提出，以達到通過國家意識形態建構實現貫徹黨的意識形態與凝聚社會意識形態有機統一的目的。正是在這樣背景下，踐行“中國夢”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被提出。
因此，我們可以得出三個判斷：一是“中國夢”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出，其主要任務在于建構國家意識形態；二是“中國夢”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出，標志著我國意識形態發展從局限于政黨意識形態創新向整個政治意識形態創新方向發展；三是“中國夢”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提出，標志著現代文明整體性地在中國基本建立的意識形態的反映。
“中國夢”與核心價值觀從不同維度和邏輯建構國家意識形態
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建構的內容與途徑，“中國夢”與核心價值觀實際上是從兩個不同維度與不同邏輯上對國家意識形態不同環節與內容進行建構，但是，二者之間又形成相互呼應與有機統一的結構。“中國夢”主要是從寬化維度，以聚合方式對國家意識形態進行建構，以完成民族國家建構的意識形態建設任務；核心價值觀主要是從窄化維度，以生發方式對國家意識形態進行建構，以完成現代國家建設的意識形態建設任務。這里重點對“中國夢”凝聚國內共識的機理進行分析。具體如下：
一是在意識形態結構上，“中國夢”是以建構國家意識形態為重點而展開的對整個政治意識形態建構。之前，中國政治意識形態建構是以政黨意識形態建構替代整個政治意識形態建構。“中國夢”考慮的是通過將政黨、國家和社會三方面意識形態有機統一起來，從而推動整個政治意識形態的發展。
二是在意識形態建構方式上，“中國夢”是通過聚合與凝聚方式實現對國家意識形態進行建構。之前意識形態建設強調的是意識形態灌輸，即將黨的意識形態配置到國家與社會之中。習近平同志強調“中國夢”既是民族的夢，國家的夢，也是每位中國人的夢。因此，“中國夢”是通過聚合方式將存在于每一位中國人心目中的價值追求凝聚起來，一方面調動了每個人的積極性，二是國家與社會凝聚與秩序也有了群眾與個體的基礎。
三是在意識形態建構時間跨度上，“中國夢”是通過對民族復興角度來強調，而中華民族是有五千年歷史的。歷史大跨度敘述，一方面可以讓人們對共同起源、文明與文化產生認同，另一方面可以將歷史上的意識形態要素進行創造性利用。同時，還可以對海內外的中國人進行整合與凝聚，特別是對兩岸關系處理上有了更多資源可用。
四是在意識形態建構手段上，“中國夢”強調民族復興，并以此為目標設定，這種目標是狀態性目標，一方面可以給人以奮斗動力，另一方面即使實現了，依然還會作為激勵和鞭策要素。因此，“中國夢”不僅是一種整合機制，而且還是一種激勵機制。
五是在意識形態建構目的上，“中國夢”實際上是建構了國家意識，并使這一國家意識成為將多元社會意識鑄造為一體，從而為國家意識形態整個建構提供了外在模子。從歷史作用來看，“中國夢”提出既是一百多年來民族國家意識生成的邏輯延續，同時也是民族國家意識最后完成的標志。
“中國夢”將中國自身文明內涵通過國際能夠理解的方式進行表達
隨著中國經濟快速發展與綜合實力不斷增強，中國在國際上地位日益提升，我們應該如何有效實現對世界引領以及與國際進行對話，這里涉及到理論說服力與話語主導權的問題。我們認為，“中國夢”提出實際上，已經在國際話語主導權方面做出了探索。從目前來看，效果還是比較好的，如果究其根本經驗和機理的話，我們認為，“中國夢”成功之處可以用一句話概括，那就是“著眼人類共識以表達中國意志”。具體機理如下：
一是著眼人類共識以表達中國意志。人人都有夢，有夢才有希望，有希望才有未來。對未來，人人可以憧憬，不僅是個人，也可以是群體。不僅是小的群體，也可以是大的民族。不僅是民族，也可以是整個人類。因此，許多國家都提出自己國家的夢，比較典型的有“美國夢”。由于用夢來對未來憧憬以激勵與凝聚人民，是各個國家共識，而對夢的具體含義與價值起點可以由不同國家與民族自己定義，只要是有利于本國，無害于世界，這是一種自由。因此，“中國夢”提出也同樣符合上述邏輯與機理。因此，很快就獲得了國際的認同。
二是去意識形態化以實現文明交流。在二戰之后的半個多世紀內，世界進入了冷戰時期，東西方之間被意識形態所建立的“鐵幕”所隔開，彼此之間無法溝通，世界文明以及東西方之間不同民族與國家之間文明也無法交流。在歷史等因素作用下，對中國，西方世界至今還是帶有加強冷戰時期形成的態度，如何在新的時期突破“冷戰”后遺癥，并使我們能夠在民族復興之后獲得對世界的主導權以及實現文明交流，就需要在話語上進行創新。“中國夢”實際上就是著眼人類共識，以去意識形態化方式，實現話語創新，從而為文明交流與實現主導奠定基礎。
三是實現文明交流以彰顯主體意志。如果我們無法參與文明交流，我們的實踐就無法轉化為人類共同經驗。同時，如果我們的話語無法得到人們理解與認同，我們就無法使我們的意志得到更多民族與國家的認同與接受。這是時代命題，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后的任務。因此，我們認為“中國夢”提出實際上，已經在這一方面進行了探索，積累了經驗。更重要的是，“中國夢”將中國自身文明內涵通過國際能夠理解的方式進行表達，已經開始彰顯我們的意志。
“中國夢”開啟黨的理論創新的新維度和新機制
“中國夢”提出不僅自身對黨的理論創新做出了貢獻，而且還開啟了黨的理論創新的新維度和新機制。
“中國夢”提出，是響應我國政治發展到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對新的意識形態方式與內容的需求而產生的，其提出本身就具有創新性意義。這方面內容再上述三點中已經做了詳細闡述，這里主要對其推動理論創新的新維度與新機制中重點做一點說明。
從“中國夢”提出來看，特別是其對外話語權獲得的機理來看，我們認為下一步，在黨的理論創新上，應該對那些西方理論無法解釋的中國實踐問題上升到最基本原理高度來分析與把握，這樣我們的經驗就可以達到了解釋，反過來，我們用基于我們實踐和經驗的理論來對西方經驗進行解釋，從而最終發展處既可以解釋中國也可以解釋西方的現代政治與經濟等理論，這樣我們才最終在基本理論上獲得了話語權，或者說我們才能獲得理論解釋權。這方面工作要上升到戰略高度來認識。
（光明網記者 蔣正翔采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