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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連斌:重構中國社會向上流動的機制

  本期光明網理論學術動態導讀關注城鎮化路線、美育教學、勞動力市場、宏觀經濟走勢等話題,歡迎網友踴躍參與討論。

  【青連斌:重構中國社會向上流動的機制】

  中共中央黨校科社部社會學教研室青連斌: 現代社會是競爭社會,實現向上流動的機會、資源和可能性又是有限的,因此,要實現合理的社會流動,離不開社會公平的保障,必須以公平保障人人都有向上流動的機會,人人都有均等的向上流動的可能性。

  在競爭社會條件下,從競爭的過程看,公平包括競爭起點、競爭過程和競爭結果等三個環節,三個環節是一個相互制約、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起點公平是指人們在占有生產資料和社會資源方面的公平,這實際上是人們在社會政治和經濟地位方面的平等問題。而要做到起點公平,必須做到教育公平。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講,教育公平是社會公平的重要基礎。必須大力促進教育公平,合理配置教育資源,重點向農村、邊遠、貧困、民族地區傾斜,支持特殊教育,提高家庭經濟困難學生資助水平,積極推動農民工子女平等接受教育,讓每個孩子都能成為有用之材。過程公平也就是機會平等、規則公正。過程公平是結果公平的前提,沒有過程的公平就不會有真正意義上的結果公平。結果公平是人們追求的目標。結果公平是由起點公平和過程公平所決定的,其中任何一個環節發生問題,都不可能達到真正的結果公平。結果的公平,必須靠起點公平和過程公平來保證。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結果公平事實上是很難做到的。因此,今天我們講公平,更多的是講要努力做到起點公平,首先是教育公平,全體人民經濟社會地位的公平;其次要盡可能做到過程公平,也就是機會平等、規則公正,這是應該做到的,經過努力也是能夠做到的。

  摘編自人民論壇詳細》》

  【張孝德:中國要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的城鎮化道路】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部副主任、公共經濟研究會中國鄉村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國家行政學院生態文明研究中心主任張孝德表示,現在西方很多國家城市化是在傳統工業文明、物質主義的背景下形成的城市化模式,缺乏城市與鄉村共生、循環的西方城市化,并不是一個健全的社會,而是一個問題很多的社會。他說:“中國如何利用五千年文明留下的財富,走出一條不同于西方的城市化道路,這是一個值得我們重視的問題。我們的城鎮化應該是生態文明的城鎮化,是一個有鄉村、小城鎮、城市良性循環發展、多元化并存的城鎮化。這樣的城鎮化不僅中國需要,也是引領未來人類新型城鎮化模式的一個真正創新。”

  摘編自光明網詳細》》

  【馬建輝:打造動之以情的美育教學方式】

  教育部高校社會科學發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馬建輝表示,改進美育教學要著眼于提高學生的審美素養,以動人的課堂教學,讓學生的情感世界得以純潔化和高尚化。美育主要是一種情感教育,是作用于人的情感和心靈的教育。在我們的美育教學中,美育發生作用的機制或效果是“感動”,是“動之以情”。美的特征之一就是動人性,就是能感動人、打動人;不能動人,就沒有美,也不會有美育。

  摘編自《中國教育報》詳細》》

  【蔡昉:勞動力市場信號引導至關重要】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蔡昉認為,高校畢業生面臨的結構性就業困難,固然需要勞動力市場功能和就業政策給以幫助,但是,專業和課程設置不當、教學質量低等問題,也可能加強了大學畢業生面臨的結構性就業困難,給改革和調整高等教育體制提出了諸多課題。這些都為政府積極就業政策提出新的挑戰。不過,無論是大學畢業生就業難的現象,還是勞動力市場釋放出關于這個群體就業狀況的信號,顯然都不能成為減緩高等教育發展速度的理由。來自各國經濟發展的經驗和教訓,都不能支持教育可能過度的說法。

  摘編自《北京日報》詳細》》

  【劉偉: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兩個車輪推動中國經濟結構升級】

  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教授劉偉認為,在新的歷史機遇、新的歷史起點、新的歷史挑戰、新的矛盾失衡和新的失衡原因的基礎上,經濟發展只有一個出路,靠創新。首先是重視技術創新,而技術創新源于制度創新,這就是十八屆三中全會作出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歷史意義之所在,可以說生死攸關。

  中國的這些問題靠宏觀政策,靠總供給總需求關系的短期調整是解決不了的,一定要從根本上解決。根本上解決問題靠什么呢?就是結構的升級和轉型。真正要解決中國經濟增長的短期均衡和長期可持續發展,關鍵是在結構方面,要確確實實進行戰略性調整。所以,十八大講中國發展方式轉變的主攻方向是努力實現經濟結構的戰略性調整。有這種制度創新推動,在這個基礎上促進技術創新,在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兩個車輪的承載下推動發展方式的轉變,通過發展方式的轉變,切實使中國經濟結構升級,實現中國的現代化,我們應當是有信心的。

  摘編自《北京日報》詳細》》

  【劉元春:中國收入分配制度滯后嚴重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副院長劉元春分析認為,“中國目前的分配制度滯后性還是比較嚴重,從初次分配到再次分配可能面對一些比較嚴重的問題。”第一,國家有大量的稅收和財政并沒有用于轉移支出,沒有成為居民的實際收入,相當一部分財政收入被轉換成投資基金,被用于政府消費,轉移支付的比重太小;第二,企業的留利沒有分配給員工和居民,沒有讓所有者和股東分享增長的收益,在中國集中體現在國有企業的利稅沒有轉化成居民收入,也沒有轉化成財政,而是轉成投資。

  摘編自《人民日報海外版》詳細》》

  (光明網記者 李貝整理)

青連斌:重構中國社會向上流動的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