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教授　劉偉

　　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要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全面深化改革，強調全面深化改革要以經濟體制改革為牽引，為重點，而經濟體制改革強調要緊緊圍繞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來深化。這里，怎么理解新的歷史起點？怎么理解做出這一決定的時代背景、重大意義？我談談自己的理解和體會，講幾個問題，一是新機會，二是新挑戰，三是新失衡，四是新動因，五是新出路。

　　新機會

　　在過去35年的發展中，中國GDP年均增長9%以上，總量比改革開放初期提高了將近25倍（按不變價），占全球GDP接近12%，排在世界第二位。從人均GDP看，1998年實現了一次穿越，從低收入水平向當代下中等收入國家穿越；2010年實現了第二次穿越，從當代下中等收入國家水平向當代上中等收入國家穿越。根據我們的時間表，預計到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社會，這意味著中國將用十年時間實現從上中等收入向當代高收入國家的穿越，從GDP增速來看，我們有充分的信心。

　　到2030年之前，最樂觀的估計（考慮到人民幣升值），中國GDP有可能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1820年占全球GDP的比重曾經達到34%，比美國2001年峰值的時候還要高，2001年美國占32%，我們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意義有多大，我不敢輕易說，但肯定足夠影響世界格局。到本世紀中葉，趕上當代一般發達國家，我們叫做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人均GDP水平、經濟結構趕上當代發達國家的平均水平或者中等水平。這是一個非常有朝氣和吸引力的計劃。

　　中國經過多少代人的努力才走到了今天。我們面臨一個什么機會呢？習近平總書記講，中國人現代化的夢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近。我們過去講中國趕上西方列強要經過多少代人的努力。走到今天，不需要幾代人，甚至不需要兩代人就能趕上了。現代化在我們這代人手里就能實現。這里機會有多大，可想而知。

　　新挑戰

　　在上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很多條件發生了變化。

　　第一、供給變化。過去，生產要素便宜是最大的優勢，所以增長方式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展開有效的競爭，爭取國際上的訂單，帶動GDP的增長和就業。到上中等收入階段，生產要素低的優勢基本沒有了，我們面臨著勞動力短缺的問題、劉易斯拐點問題、環境約束力度越來越大的問題，特別是社會福利、社會保障方面一系列的問題。這種情況就迫使我們的增長方式必須根本轉變，要從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拉動增長轉變為主要依靠要素效率的提高拉動增長，否則，從短期看，經濟就要嚴重失衡。為什么？效率提高得慢，成本提高得快，會造成嚴重的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但凡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拉美漩渦、東亞泡沫也好，西亞、北非動蕩這些國家也好，長期通貨膨脹率都在兩位數，甚至更高水平，高的時候可能達到100%、200%；但凡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長期通貨膨脹率都非常溫和，原因不在于價格管理，而在于增長方式轉變。從長期看，主要依靠要素投入量的擴大，會使得經濟增長在長期不可持續。因此，無論是短期均衡，還是長期的可持續，在上中等收入階段，生產條件、競爭力發生了根本的變化，要求這個國家的增長方式必須轉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