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實現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必須加快社會事業改革，解決好人民最關心最直接最現實的利益問題，更好滿足人民需求。要深化教育領域綜合改革，健全促進就業創業體制機制，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目前，我們在收入分配領域存在的問題有哪些？如何實現“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的目標？光明網記者就此專訪了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盧洪友教授。

　　盧洪友：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財政稅務系主任、經濟學博士、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特貼專家，2008年晉升為二級教授。主要研究方向為：政府職能與財政體制、財政稅收理論與制度、政府預算與支出效率、公共部門效率與公共品供給制度創新、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理論與機制設計、政府規制與公共定價、環境財政等。圍繞上述研究領域，主持完成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招標項目、國家自然科學基金項目等十多項，先后獨著、主編、參編著作20多部。

　　【核心觀點】

　　●稅制和分稅制改革之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連年大幅增長，而居民收入連年降低，已經降低到歷史最低點，企業收入則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增長態勢，所以，政府收入比重的提高事實上是以犧牲居民收入的合理增長為代價的。

　　●稅收沒有真正起到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逆向調節作用。

　　●在居民收入內部，勞動收入占比過低，勞動收入沒有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提高。

　　●要逐步實現以下幾個轉變：一是稅制結構由間接稅為主轉向間接稅和直接稅并重；二是由法人納稅人為主向法人納稅人與自然人納稅人并重轉變；三是由消費支出課稅向消費課稅和財產、所得課稅均衡協調轉變；四是由稅收行政主義向稅收法定主義轉變。

　　●在財政支出過程中，公共服務應該不區分地區、職業，戶籍等，按照數量大致相同、質量大致相近，方便可用程度大致相當，去進行大致均等化的配置，讓居民大致均等地去分享，但中國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卻剛剛開始。

　　●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和補貼整體上也應該由勞動力市場來定價和決定。

　　●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的建立將會為政府改革稅制、制定各類公共政策提供一個基礎性的數據支持，其重大意義不言而喻。

　　光明網：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指出，要“形成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如何理解“合理有序”四個字？

　　盧洪友：合理有序首先體現在目標和層次非常清楚。具體說來，“合理”主要是指收入分配結構合理。政府收入、企業收入、居民收入結構以及各部分收入的內部結構分配必須要合理，三部分的收入應大致保持同步增長。“有序”體現在收入分配的“三只手”有序地發揮作用。首先是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要起“決定性”配置作用，按照市場要素進行分配；第二只手是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的有效調控，政府在市場配置的基礎上根據公正公平的目標進行合理調節，規范收入分配制度和秩序，取締非法收入、調節壟斷收入等；第三只手是社會組織的輔助性再分配機制，通過慈善事業、志愿者組織等濟貧助困，引導收入流向。

　　光明網：當前我國收入分配結構中存在哪些問題？

　　盧洪友：當前我國收入分配的結構中存在兩個問題：一是稅制和分稅制改革之后，政府收入占GDP的比例連年大幅增長，而居民收入連年降低，已經降低到歷史最低點，企業收入則保持一個相對穩定的增長態勢，所以，政府收入比重的提高事實上是以犧牲居民收入的合理增長為代價的。這就導致轉變經濟增長方式依靠拉動居民消費來拉動經濟增長變得很困難。政府收入上升而居民收入下降，形成一個“剪刀差”。政府收入的增長擠了居民收入的合理增長。

　　在財政收入持續大幅超GDP 增長以及資本（投資）主導經濟增長特別是地區經濟增長的雙重作用下，初次分配領域中的勞動者被置于相對弱勢地位，工資增長趕不上企業利潤增長就成為必然的現象，財富明顯向政府傾斜、向資本傾斜，導致勞動者報酬不斷下降。

　　具體地說，一是宏觀稅費負擔過高，這源于1994 年的稅制改革和分稅制改革，自此，政府通過預算內、預算外甚至制度外等多種渠道超經濟吸納財政收入，使得政府收入大幅超GDP增長；二是資本利潤對勞動者收入的侵蝕，這源于在初次分配領域中缺乏有效的調節機制和完善的勞動者立法保護，在經濟轉型期過程中，利益集團憑借其有利的經濟社會地位，通過不平等價格、隱性工資合同條款等壓低勞動邊際收益。

　　第二個分配問題是居民收入內部，勞動收入占比過低。勞動收入沒有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而提高。這是個很大問題，而事實上，勞動收入恰恰是大部分工薪階層的主要收入來源。此外，地區之間，城鄉居民之間，行業之間差距過大。這個差距不是因為要素貢獻率帶來的，而是因為機會不均等帶來的。分配不公導致的分配不均。

　　光明網：有專家指出，我國城鄉之間的一次分配差距是3.1左右，但是，經過城市的社會保障福利轉移和各種公共服務的轉移，城鄉差距擴大到5倍-6倍。換言之，經過二次分配，城鄉差距擴大了。為什么會導致這個結果？

　　盧洪友：主要是兩個機制沒有有效的發揮作用。

　　一是稅收沒有真正起到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甚至在某種程度上起到了逆向調節作用。我們當前的稅制已經運行了近20年，期間雖有一些改革調整，但以商品服務稅為主的稅制框架、以中央財政累進增長的分稅制框架則始終沒有變化。這使得老百姓在購買和消費商品（服務）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已經承擔了稅收。比如有人說，饅頭里面都有17%的增值稅。由于這類間接稅的稅種，都屬于價內稅，購買和消費同樣的商品或者服務，事實上就間接地承擔了同等的商品服務稅，這一制度安排，并沒有考慮居民的收入水平、消費水平以及財產水平，顯然，相對于低收入群體的消費水平、收入水平和財產水平而言，他們承擔了相對過高的稅負，加劇了其與收入水平較高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

　　至于對社會各階層的真實的稅收負擔到底是多少，目前還無法計算。商品成千上萬，每個商品包含的稅高低不一，每個人購買和消費水平與結構又千差萬別，無法進行準確統計，因此，稅收負擔的分配是不透明的。高收入者和有產者相對于自己的所得及財產來說，其承擔的稅是比較低的。但是不公的程度如何，卻無法精確計算。

　　第二，財政支出受益歸宿不公。這主要是指財政支出形成的各種公共服務在分配和供給中存在不公。當前，我國一年的稅款達12萬億，但城市居民享受的財政供給的公共服務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遠遠高于農村地區。這樣的稅收的分享和供給機制進一步放大了地區間、城鄉間差距。也就是說在二次分配中進一步擴大了差距。在財政支出過程中，公共服務應該不區分地區、職業，戶籍等，按照數量大致相同、質量大致相近，方便可用程度大致相當，去進行大致均等化的配置，讓居民大致均等地去分享，但中國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進程卻剛剛開始。

　　光明網：如何去改變二次分配不公？

　　盧洪友：十八屆三中全會為解決這個問題提供了非常好的思路。首先是健全和完善市場配置機制，讓市場在收入分配中有效地發揮決定性作用。規范市場分配秩序尤其重要，讓市場按照供求關系和價格機制決定要素分配結構。

　　在此基礎上，政府應改革稅收制度。當前，稅收制度已經到了必須進行大規模、全方位深化改革的階段。自1994年以來的20年期間，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而稅制的基本框架依然停留在20年前，稅制功能單一、作用有限甚至逆向調節的缺陷非常明顯。因此必須調整稅制。

　　具體說來，要逐步實現以下幾個轉變：一是稅制結構由間接稅為主轉向間接稅和直接稅并重；二是由法人納稅人為主向法人納稅人與自然人納稅人并重轉變；三是由消費支出課稅向消費課稅和財產、所得課稅均衡協調轉變；四是由稅收行政主義向稅收法定主義轉變。此外，還應大力推進財政支出受益歸宿的改革。這方面改革的關鍵在于大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尤其要關注對弱勢群體的幫扶。通過這兩方面的調整，可使政府較為有效地發揮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

　　光明網：有網友指出，收入分配改革如果只是拉高低收入者水平，而不對高收入群體做限制的話，這樣的調節意義不大，您怎么看？

　　盧洪友：三中全會關于收入分配改革的整體目標很清楚，擴大中產階級的收入，形成橄欖形的收入分配格局。但是，中產階級的培育是一個相當長的過程，目前大部分是中低收入群體，目前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提高這部分群體的勞動收入和財產性收入，縮小低收入者比例，擴大中等收入者占比，這是最核心的內容。

　　同時，為了防止收入分配差距過大，也應該注重對高收入者的收入進行調節，而調節的手段就是在規范收入分配秩序的基礎上，加大稅收調節的力度，目前的稅收制度對高收入者的調節力度還不夠大，個人所得稅所起的作用非常有限，財產稅更是微乎其微。再加上當前的收入分配秩序混亂，導致高收入者的收入并非是市場要素貢獻帶來的，而是機會不均等帶來的。有些人是憑借壟斷地位取得的高收入，而非通過市場競爭帶來的。

　　光明網：《決定》中提出要改革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和津貼補貼制度，如何落實？

　　盧洪友：機關事業單位工資和補貼整體上也應該由勞動力市場來定價和決定，這一部分勞動力不過是進入到了國家機關，從事了公共管理的工作，與一般的勞動力并無不同。因此，行政事業單位的勞動力和企業的勞動力應共同放置于市場，平等競爭，通過供求關系來決定其勞動力要素價格。

　　我國當前的問題在于，勞動力市場不能有效的發揮定價的機制作用。機關事業機關單位內部勞動力的流動性很差，沒有退出機制，工資也只增不減，因此，這部分的勞動力實際上是游離于市場價格機制之外。再加上公權力的介入，使得這部分群體的其他社會保障、福利待遇也高于完全置身于市場中的其他員工，加劇了分配差距。因此，必須把機關事業單位放置于整個勞動市場中。

　　光明網：《決定》關于收入分配改革的亮點之一是建立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系統，您怎么看這個系統在調節收入分配中將要產生的作用?

　　盧洪友：這個系統產生的作用將非常巨大。如果這個系統能有效建立，將會為政府改革稅制、制定各類公共政策提供一個基礎性的數據支持，其重大意義不言而喻。目前，我國存在各種隱形收入、非法收入乃至地下經濟，它們都缺乏一個有效的信息控制，這就使得加大調控力度缺乏一個信息基礎。當前，我們完全擁有建立這個系統的技術支撐，關鍵在于政府是否下大決心去落實，從簡單到復雜，循序漸進的推進，直至建立起全面的個人收入和財產信息。（光明網記者 宋雅娟采訪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