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出版協會副理事長　陳昕

　　林毅夫說，中國經濟學家獲得諾獎的條件還沒有成熟，就學術環境而言，我們還缺乏具備國際影響力的經濟學學術期刊，諾獎現有的學術評價的標準和體系以及投票機制，也還不利于中國經濟學家完整地展現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得到公正的評價。這些都需要包括中國經濟學家在內的方方面面持續不斷的努力。

　　最早知道林毅夫這個名字，大約是在1988年。那時我在上海三聯書店任總編輯，記得有一次去北京組稿，見到上海老鄉周其仁，他告訴我：他所在的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新來了位副所長，叫林毅夫，剛從美國學成回國，在美期間曾師從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舒爾茨，獲芝加哥大學經濟學博士學位，后又在耶魯大學經濟發展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此人受過系統的現代經濟學訓練，有機會你可以向他組稿”。那時我正在策劃主編“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這套書的宗旨是為了全面地、系統地反映當代經濟學的全貌及其進程，總結與挖掘當代經濟學已有的和潛在的成果，展示當代經濟學新的發展方向，試圖在一個不太長的時期內，從研究范圍、研究內容、研究方法、分析技術等方面完成中國經濟學從傳統向現代的轉軌。從中國經濟學現代化和國際標準化的角度看，林毅夫當然是這套叢書最理想也是最緊缺的作者。于是，利用參加學術研討會的機會，我找到了林毅夫，向他介紹了“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的情況，并提出了約稿的請求。記得當時林毅夫很坦率地告訴我，目前他的研究領域在中國農業發展方面，但研究成果還未達到出版專著的程度，他還說一旦研究成果成熟，會找我商談編輯出版事宜。

　　從那以后，林毅夫的研究進展情況一直在我的牽掛之中。1991年初我去香港工作，擔任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的總編輯。那一年的夏天，林毅夫出訪美國途經香港，打電話約我見面。到他下榻的酒店后，看到在座的還有他芝加哥大學經濟學系的學長王于漸先生，王于漸當時在香港大學任教，后來擔任香港大學的副校長。林毅夫把王于漸與我約到一起，一個目的是為了介紹我們相識，幫我在香港打開學界的局面。這次見面，林毅夫向我介紹了他的研究工作，目前主要精力已放在研究中國的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上，前一階段他關于中國農業發展與改革的研究有了成系列的成果，約有十來篇論文，并征求我的意見，是否愿意結集出版。這對我來說，當然是一個喜訊，在這之前，我知道他關于中國農業發展與改革的多篇論文已經刊發在國際一流經濟學雜志上，備受國際經濟學界的關注。我們約定將這部書稿放在“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中。

　　1991年年底，林毅夫將書稿寄至香港，那一段時間，每天晚上我在宿舍里做的功課就是編輯這部名為《制度、技術與中國農業發展》的著作。這部著作集中了林毅夫最初的發展經濟學研究成果，10篇論文大多是關于中國農業發展和改革的經驗實證分析，側重于制度和技術對經濟發展的影響及其變遷的原因。這本書當然是中國經濟學當時最具國際規范的研究成果。但是，令我更感興趣的是，書中所收的最后一篇題為《李約瑟之謎：工業革命為什么沒有發源于中國》的論文，使我對林毅夫有了一個全新的認識。

　　李約瑟在其巨著《中國的科學與文明》中寫到，除了最近的二或三個世紀之外，歷史上，中國在絕大多數主要的科學技術領域一直大大領先于西方世界。歷史學家一般都承認，到14世紀，中國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技術和經濟進步，具備了發生工業革命的幾乎所有主要條件。但是，中國卻沒有再向前邁進，因此當18世紀中后期英國工業革命爆發后，中國被遠遠地甩在了后面。李約瑟將這樣一個矛盾歸納為如下具有挑戰性的兩難問題：第一，為什么歷史上中國科學技術一直領先于其他文明？第二，為什么到了現代，中國科學技術不再領先于其他文明？對于這樣一個難題，歷史學家、科技史專家都曾做出過不同的解釋。作為經濟學家的林毅夫居然也對這個難題感興趣，這完全出乎我的預料。在這篇論文中，林毅夫不僅評述了前人的假說，而且還提出了自己獨特的供給不足假說，并做出了頗具說服力的解釋。我對林毅夫的全新認識主要在于，從這篇論文中我知道早在中學時代他就有強烈的報效民族和國家的愿望，后來從事經濟學研究也是為了探索中國富強之路。他曾多次說過，只要中國堅持改革開放，完全可能在不久的將來，再度成為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這樣的話，中國“將成為世界上唯一的一個經歷了由盛到衰，再由衰到盛的大國”，拳拳赤子之心躍然紙上。其實，細心的人們從林毅夫一系列著作和演講中都可以讀到他始終如一的報國之情。

　　跳出中國農業發展和改革的領域，在更廣的范圍研究中國的發展問題，據林毅夫自己說是從1988年下半年開始的。當時中國出現了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政府高層和經濟學家紛紛討論通貨膨脹的起因、形成機理和治理對策。林毅夫和蔡昉、李周一起參加到“中國經濟如何走出困境”的課題研究中，試圖解釋中國傳統計劃體制的形成邏輯、改革中出現的“活亂”循環和曠日持久的難點問題，提出解決難題的改革路徑和戰略。三位的這項研究長達五六年之久，最終的成果就是他們合著的《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1994年初，林毅夫將書稿交我，希望放入“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出版。

　　《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是林毅夫經濟學家生涯中一部十分重要的著作。在這部著作中，林毅夫建立了其發展經濟學理論的分析框架，核心就是他后來一直堅持的“比較優勢”的概念與分析邏輯。這部著作試圖回答這樣幾個問題：（1）為什么改革之前中國經濟發展緩慢，而改革之后得到迅速發展，改革的經驗在哪里；（2）為什么中國改革過程中會出現“治亂”循環，解決的路徑又是什么；（3）中國的改革和發展勢頭能否持續，經濟改革的邏輯方向是什么；（4）中國的改革經驗是否具有普遍意義。

　　在我看來，這部著作的貢獻在于這樣幾個方面：（1）首次作出了“中國的奇跡”的“觀察”。20年前，人們熱衷于討論的是“東亞奇跡”，津津樂道于亞洲“四小龍”，而林毅夫他們在認真研究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經濟年均9.7%的增長實績和改革成果的基礎上，指出在一個人口眾多、底子較薄、處于轉型期的國家取得如此成績在人類經濟史上前所未有，堪稱“中國奇跡”。（2）準確地預測了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速度和可能達到的規模。書中預測按PPP計算（購買力平價），中國的經濟規模會在2015年趕上美國，按當時的匯率計算，中國則會在2030年超過美國。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都曾公布統計結果，說中國的經濟規模按PPP計算2014年已超過美國，成為全球第一大經濟體。（3）分析了比較優勢戰略和趕超戰略之間的成本差異，對中國前30年實行趕超戰略時的經濟政策給出一個符合新古典經濟學的“理性”解釋，讓西方學術界耳目一新。（4）基于比較優勢說的理論分析框架，從發展戰略選擇與資源稟賦之間的矛盾出發，分析了中國傳統經濟體制模式形成的邏輯，并將這種分析方法及其結論擴展到所有發展中國家和地區，指出發展戰略的選擇是否與資源稟賦的比較優勢一致是決定經濟體制模式進而決定經濟發展績效的根本原因。（5）按照中國經濟改革自身所表現出的邏輯順序總結了改革的階段、歷程和各個階段的內容，提出了未來改革的路徑和主要任務。20年來，中國經濟改革的實際進程與這本著作提出的改革任務基本吻合，從中我們看到了系統功能耦合不可抗拒的力量。（6）對中國和蘇東兩種轉型路徑進行了科學的比較，指出漸進、雙軌的改革比起休克療法式的激進改革，有利于避免持續性的社會震蕩，實現國民經濟的高速增長、市場作用范圍的擴大和經濟效率的改善。

　　今天我們回過頭來看這部20年前出版的著作，其基本理論、分析框架、分析邏輯、主要觀點、政策建議乃至經濟預測幾乎都經得起歷史的檢驗，這對一部社會科學研究著作來說是很少見的。不過，當年這部著作出版時，在學界引起的反響更多的是質疑，不僅認為提“中國奇跡”為時過早，經濟預測過于樂觀，更多的是對中國“漸進—雙軌式”改革路徑的否定，認為扭曲的體制會影響中國經濟的未來發展。這在當年我們為這部著作舉辦的為期兩天的出版座談會上經濟學家的爭論中可見一斑。當然，當年爭論影響最大的還是在國有企業的改革問題上，媒體上曾報道了林毅夫與張維迎之間的那場辯論，稱之為“北大交火事件”。

　　張維迎也是改革開放以來涌現出來的極有社會影響力的經濟學家，他長期從事現代企業理論的研究，強調企業剩余索取權和控制權對稱安排的重要性，主張國企改革的出路在于民營化，將企業中的國有資本變成債權、非國有資本變成股權。張維迎的博士論文《企業的企業家—契約理論》也由我們出版，同樣列入“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其后我們還出版了他關于信息經濟學和博弈論等方面的著作，并圍繞其企業理論也召開過學術研討會。

　　林毅夫認為，中國國有企業當時的主要問題在于承擔了沉重的政策性負擔，包括違反要素稟賦結構所決定的比較優勢的戰略性政策負擔，以冗員解決就業問題和以企業負責職工養老的社會性政策負擔。政府必須為政策性負擔負責，因而產生了政策性補貼。由于政府作為所有者和企業作為經營者間存在信息不對稱，使得企業能以政策性負擔為借口，要政府為其包括由于經營不善和道德風險所導致的所有虧損埋單，從而有了預算軟約束。林毅夫認為只要存在政策性負擔，任何所有制形式的企業都會有預算軟約束，也都不會有效率，因此，國有企業改革的方向是消除政策性負擔，創造公平競爭的環境。片面強調“委托—代理人”之間的道德風險，不能解決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有企業的問題。他認為，享有剩余索取權的所有者和經營者要統一起來，只有在股權集中的中小企業才能做到，股權分散的大型企業不管國有或民營都同樣面臨“委托—代理”問題。要解決代理人利用信息不對稱產生道德風險，侵蝕所有者的利益，必須依靠公平競爭的市場使企業盈利狀況成為企業經營好壞的充分信息，并據此來制定經理人員的獎懲，以使代理人和委托人的激勵相容。因此，創造公平而充分競爭的市場環境比簡單的私有化重要，有了這種外部市場環境，并改進企業內部的管理體制，國有企業也可以是有效率的。

　　《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一書，受限于該書的主題，對國有企業改革的分析還不夠深入，于是林毅夫、蔡昉、李周又合作了《充分信息與國有企業改革》一書，交我放入“當代經濟學系列叢書”于1997年初出版。嚴格來講，林毅夫與張維迎是用不同的理論，從不同的角度切入對國有企業改革進行研究的，就理論的內部邏輯而言，都能自圓其說。這種論辯只要是基于理性的而不是感情的，是有利于推動學術進步的。針對學界對《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的討論，以及改革實踐的推進，他們三位又于1999年出版了該書的增訂本，對一些重大理論問題和政策問題作了更深入的闡述，進一步完善他們的理論。

　　進入新世紀以后，林毅夫在繼續關注中國現實經濟問題的同時，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發展經濟學理論層面的研究上。2006年我出差去北京，林毅夫到亞洲大酒店來看我，介紹了他在發展經濟學方面的研究進展，說及他接到了英國劍橋大學的邀請，將于2007年去做一年一度的馬歇爾講座。馬歇爾講座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學家論壇，從1946年起每年邀請一位經濟學家做講座。林毅夫是第61位主講者，在這之前的60位主講者中有15位獲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談話中，林毅夫向我詳盡地介紹了他準備演講的內容，打算以《中國的奇跡：發展戰略與經濟改革》中提出的經濟體制內生于發展戰略的理論框架為基礎構建一個數理模型，用二戰以來發展中國家的經驗數據對這個理論模型的各個推論做經驗檢驗。我意識到這標志著林毅夫的研究已經超越了以往的戰略和政策層面，在基本理論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當即向他組稿，希望將演講稿的中文版交由我出版，林毅夫一口答應。以后我又多次催促林毅夫盡快交稿。2008年，林毅夫致電與我，告之因為北京大學領導一再要求他將此書放在北大出版社出版，他作為該校教授無法拒絕，希望我能對此事予以諒解。我雖覺得有點遺憾，但也認為在北大出版社出版是一個不錯的選擇。這本書的英文版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書名是《經濟發展與轉型：思潮、戰略與自生能力》，共有5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予以推薦，創下了劍橋大學出版社的紀錄。2008年，林毅夫擔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高級副行長后，先后考察了數十個非洲、亞洲、拉丁美洲發展中國家，用他的理論分析框架來觀察這些國家的發展轉型過程，并結合這些國家經濟發展轉型的實踐，在理論和政策的層面進行了進一步的探索，于2011年初正式亮出了“新結構經濟學”的旗號，并把它視為發展經濟學的第三波思潮。

　　發展經濟學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為解決發展中國家轉型與發展問題而建立的一門新的學科。發展經濟學的第一波理論思潮以結構主義為基礎，從市場失靈出發，主張政府干預，但并沒有解決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問題，同時也暴露出計劃經濟體制的根本缺陷；發展經濟學的第二波思潮，以新自由主義經濟學為基礎，從政府失靈出發，反對政府干預，主張自由市場經濟，但也使發展中國家的現代化受阻，經濟績效下滑。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經濟發展本質上是一個技術、產業不斷創新，結構不斷變化的過程，它的假設是：一個國家或地區，其在每個時點上的經濟結構是由那個時點的資本、勞動、自然資源等要素稟賦及其結構決定的；對于特定的經濟體，每個時點上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又是可變化的。新結構經濟學的努力在于，把早期經濟學家關于比較優勢貿易戰略這一學說推廣到發展中國家整個經濟結構變化升級的全局考慮中，構造以符合自身比較優勢的發展戰略為核心的發展經濟學。新結構經濟學主張發展中國家根據自己的國情，把市場機制和政府作用有機結合起來，既把市場作為資源配置的決定性基礎機制，又強調發揮政府因勢利導的積極有為作用，以克服結構升級和轉型中必然存在的市場失靈問題。為保證政府作用的有效性，新結構經濟學還在政策的層面提出了發展中國家政府“增長甄別和因勢利導”的六個步驟，作為制定產業政策的框架。最近七八年，林毅夫為創建新結構經濟學，組織力量在理論、方法、工具等層面，做了大量基礎性的工作。我們有幸在2012年出版了其主編的反映這方面研究成果的《新結構經濟學文集》，又一次見證了林毅夫在發展經濟學領域做出的新貢獻。

　　新結構經濟學產生以來，引起了國內外經濟學界的重視和關注。有不少好評和贊譽，也不乏質疑和批評。國外的好評多于質疑，而且討論多集中在理論的層面；國內的質疑多于好評，但大多集中在政策的層面。國外經濟學家重視林毅夫的研究，一方面是因為在西方經濟學的主流市場上，發展經濟學在過去20年沒有大的進展，經濟學家對其的研究熱情逐漸下降，而林毅夫的新結構經濟學重新點燃了他們對這一領域的研究熱情；另一方面是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之后，西方發達國家普遍陷入嚴重的經濟困境，使不少經濟學家開始反思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問題。國內經濟學家的質疑主要表現在這樣幾個方面：

　　一是如何看待市場和政府的關系。新結構經濟學提出了“有效市場，有為政府”的觀點和理論，認為在堅持市場對資源配置起決定性作用的同時，應充分發揮政府的積極作用，以彌補市場的缺陷和失靈。對于政府在經濟發展中應該扮演什么樣的角色，國內經濟學家之間存在重大分歧。不少經濟學家認為，政府的作用就是英國古典經濟學家亞當·斯密所說的“創造給人自由的環境、法治，包括產權制度的保證”，僅限于此。而林毅夫則認為，除此之外，政府還應在提供基礎設施、公共服務等方面擔當重要角色，在為符合比較優勢的產業變成競爭優勢方面發揮重要作用。其提出的政府“增長甄別和因勢利導”的六個步驟，便是發展中國家政府可有為之處。

　　二是如何看待發展中國家的“后發優勢”。新結構經濟學認為，經濟發展的本質是基于勞動生產力水平不斷提高的技術不斷創新和產業不斷升級，發展中國家可以利用與發達國家的技術和產業水平的差距所形成的“后發優勢”來加速經濟發展。而對于那些過去違反比較優勢、采取趕超戰略的發展中國家，在改革的過程中，對那些資本密集、在競爭市場中缺乏自生能力的大型國有企業，可以雙軌漸進的方式來實現轉型。質疑新結構經濟學的經濟學家則采用楊小凱的“后發劣勢”說，來反對“后發優勢”說，認為如果發展中國家不先模仿西方國家進行憲政體制改革，僅在經濟領域進行改革，雖然前期的發展速度會快一些，但長期來看會導致問題叢生，經濟陷于困境。這些經濟學家一般都用中國當前經濟生活中出現的腐敗問題和收入差距拉大現象來作為論據。對此，林毅夫認為，新結構經濟學在強調發揮“后發優勢”來加速發展經濟的同時，也強調在經濟發展過程中要創造條件，審時度勢，推進制度改革，把舊體制中的各種扭曲消除掉，以建立完善、有效的市場。至于是不是因為沒有進行西方式的憲政改革就必然會導致腐敗和收入分配差距拉大，林毅夫引用世界銀行的研究告訴我們，這些問題在前蘇聯、東歐等先行開展憲政改革的國家同樣存在，甚至更加嚴重。他舉例說，在這些國家，為了避免私有化以后的大型企業破產倒閉造成的大量失業問題，或是因為這些企業涉及國防安全等原因，在休克療法消除了舊的補貼以后，又引進了新的更大、更隱蔽的補貼，其結果是尋租、腐敗和收入分配不均的現象比中國更嚴重。

　　三是如何看待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從新結構經濟學的理論出發，林毅夫認為，經過30多年的高速增長之后，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潛力在8%左右。在中國經濟連續十多個季度增長減速的背景下，林毅夫的這一預測引起了很大的爭議。反對的經濟學家認為，現在中國經濟結構失衡、社會矛盾尖銳、生態環境惡化、市場機制受到抑制，這些阻礙了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未來中國經濟的降速不可避免。林毅夫認為，作為發展中、轉型中的經濟，中國固然存在許多體制、機制問題，但是，最近四年來的經濟增長減速則是由外部性、周期性因素造成的，中國經濟的內部仍然存在保持一個較高增長速度的潛力和條件。從后發優勢的理論看，中國雖然經歷了連續35年的高速增長，但由于我們與發達國家的產業、技術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因此保持較高發展速度的潛力還很大。人均收入水平是一個重要的指標，它反映了人均勞動生產率水平，人均勞動率水平反映的是平均的技術和平均的產業水平。以現在的人均收入水平，按照2008年的最新數字，我們只有美國的21%。同樣是人均收入水平占美國21%時，日本、新加坡、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等經濟體利用后發優勢均實現了20年7.6%到9.2%的增長速度。林毅夫以此推論，從2008年起，中國有20年8%的增長潛力。當然，他同時強調從增長潛力變為增長現實，需要通過堅忍不拔的改革來實現。

　　四是如何理解經濟發展的動力。美聯儲前主席伯南克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把金融危機的根源歸之于世界經濟的“失衡”，他的“再平衡”政策，要求西方發達國家減少消費、增加投資，要求中國等發展中國家增加消費、減少投資。美國、日本和歐洲的發達國家推行伯南克的“再平衡”政策，紛紛陷入蕭條和停滯的狀態。西方大多數經濟學家和國內不少經濟學家在危機中均持與伯南克相似的觀點。而林毅夫力排眾議，從新結構經濟學理論出發，主張中國繼續用投資拉動增長，認為發達國家走出危機的辦法則是增加對發展中國家基礎設施的投資，通過對發展中國家的出口提高發達國家的需求。他在《從西潮到東風》一書中系統地闡述了他的這一看法。

　　從總體上說，現有的這些質疑并不構成對新結構經濟學的顛覆，有的質疑多多少少還停留在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價值觀上，沒有注意到國際潮流的新挑戰。當然，作為一種新的發展理論，新結構經濟學還有待進一步的拓展和完善。比如，新結構經濟學的思想和政策頗為清晰，但方法論上還需提升。從理論上說，一個基于新古典經濟學靜態比較優勢分析邏輯來演繹和處理經濟結構演變升級和經濟收斂的動態過程，還需要做更多的基礎性工作。如張軍所說，在現有的發展經濟學領域，經濟學家大都是去超越靜態效率最優化的比較優勢理論來解釋結構動態變化和轉型升級的經驗現象，而新結構經濟學基于比較優勢的產業政策和發展戰略的思維框架則是堅守而不是超越靜態的比較優勢學說，因此，在理論上如何把基于靜態效率的比較優勢理論，經由要素積累、稟賦結構變化，推演到整個產業結構變化升級的領域是一項非常重要的理論工作。又如，對中國經濟增長潛力的研究，除了作一般的理論推論外，也有必要深入到人口條件、市場狀況、自然環境、資源約束、資金積累、人力資本改善、創新激勵等方面，以得出更深入和更堅實的預測。當然，這樣來要求林毅夫顯得太苛刻了點，這應該是中國經濟學家共同來完成的工作。事實上，已故經濟學家鄧英陶關于國土整治、西部開發、水資源調配、新能源革命和生態建設所作的大規模調查研究就體現了中國經濟學家在這方面的努力。再如，如何把增長潛力變為現實，這是一個比研究增長潛力更重要的問題。許多發展瓶頸需要通過持續不斷的改革來加以克服，如何避免系統性風險的爆發，如何在危機后進行結構性改革，這對我們來說都是亟待研究的重大問題，新結構經濟學在這方面的討論還不夠充分。許多國家，比如日本經濟就是在高速增長后未能很好地克服系統性風險，并且在危機爆發后未能進行必要的結構性改革而陷入停滯的。

　　新結構經濟學是至今為止，中國經濟學家基于中國經濟改革與發展實踐，對經濟學理論，尤其是發展經濟學理論做出的重大貢獻，代表了中國經濟學的前沿水平，它也引起世界經濟學界的重視，不少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都給予了積極的評價。中國經濟學界很多人都認為，林毅夫是可以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平等對話的中國經濟學家，也是最接近又最有可能摘取諾貝爾經濟學獎皇冠的中國經濟學家。對于這一點，林毅夫則顯得低調而坦誠。今年8月，我向他提及這一話題，并說在我看來他的研究成果，尤其是這些成果的重要意義，已經不低于有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了。他回答說中國經濟學家獲得諾獎的條件還沒有成熟，就學術環境而言，我們還缺乏具備國際影響力的經濟學學術期刊，諾獎現有的學術評價的標準和體系以及投票機制，也還不利于中國經濟學家完整地展現自己的研究成果，并得到公正的評價。這些都需要包括中國經濟學家在內的方方面面持續不斷的努力。我還在想，對于中國經濟學家來說，應該重視諾貝爾經濟學獎，但不能迷信它，要試圖超越它。與林毅夫的談話，讓我感到他看重的不是新結構經濟學能否獲獎，而是能否對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的實現，以及所有發展中國家的共同發展、共同繁榮時代的到來，盡一個中國經濟學家的責任和擔當。

　　幼時，當中學語文老師的母親常要我誦讀《論語》，讀到“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時，頗為不解，為什么圣人要站在河邊上發議論呢？如今，白發染鬢，方知歷史就是一條長河，每個人既在長河之中，也在長河之上，你在書寫歷史，歷史也在書寫你。林毅夫有創見的發展經濟學無疑是經濟學發展歷程中一泓清流，當代經濟史也會為他的思想理論記上濃濃的一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