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回消失中的“人口紅利”

?——任遠教授在復旦大學的演講

　　□不是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要求人口政策的變化，而是需要根據人口格局的客觀變動謀劃經濟發展方式和社會生活模式的轉型。人口變動和國家經濟發展方式和社會生活模式的轉型需要實現內在契合

　　□傳統的“人口紅利”正在減弱和消失，并不必然對未來國家發展帶來決定性的不利影響。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會形成一些“新的人口紅利”，可能孕育出新的發展機會和發展模式，并可能有著更大的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

　　思想者小傳

　　任遠　復旦大學社會發展與公共政策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教育部新世紀人才?，F任復旦大學國家建設研究中心執行主任，人口研究所副所長，復旦大學長三角研究院副院長。受聘上海市人口與發展專家咨詢委員會委員，擔任上海市人口學會（SPA）常務理事等。長期從事中國人口發展、社會建設、中國城鎮化和可持續發展等領域的研究工作。近年來完成《重塑中國和北歐國家的福利制度》（2014）、《人口遷移流動與城鎮化發展》（2013）、《城市流動人口的居留模式與社會融合》（2012）等著作和論文，獲得包括國家人口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上海市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上海市決策咨詢研究成果獎等多項省部級學術獎勵。

　　人口變動和經濟社會發展具有很強的內生關系，人口構成國家發展的核心資源，也構成發展的基礎環境，同時人口的就業、福利進步也是發展的目的。經濟和社會發展將決定人口生育率、死亡率和空間變動，并以此影響人口動態。合理的經濟政策和社會發展戰略需要適應人口的基本國情，將人口總量和結構轉化成為發展的動力，實現人口動態和經濟發展方式和社會生活模式的內在統一。

　　改革開放以來的國家發展成就，是基于人口變動格局和與之相適應的勞動密集型經濟發展方式。而我國未來將面臨人口格局的巨大轉變，迫切要求經濟發展方式和社會生活模式重新進行調整，要求人口發展戰略的調整和相關政策體系的整體改革。

　　“十三五”是人口格局深刻轉折期

　　如果我們觀察中國人口發展的狀況和動態，可以看到“十三五”期間是我國人口變動態勢處于深刻轉折的時期，從1970年代以來支撐中國改革開放的基本人口格局出現了新的變化。

　　1970年代以來，我國的人口基本格局是人口總量的快速增長，勞動力數量和勞動力比重的快速提高為經濟發展提供了充足的低成本勞動力，社會撫養水平持續下降增強了儲蓄投資的能力，相對緩慢的老齡化水平促進了經濟積累，而不斷下降的生育率和死亡率推動完成人口轉變，構造出一種人口紅利的效應，伴隨著沿海工業化的大規模人口遷移流動激活了勞動力資源和城鎮化發展。

　　但是，“十三五”和“十四五”這十年間，整個中國人口格局將處于大轉折的時期。這個大轉折的標志就是：第一，人口總量性轉折，中國人口總量將逐步到頂實現零增長，然后開始長期的負增長。第二，人口結構性轉折，勞動適齡人口比重和總量開始下降，農村剩余勞動力在當前農業生產率水平下將很快吸納干凈，低成本勞動力將無法繼續，勞動力的成本已經開始上升，劉易斯拐點將全面出現。第三，人口城鄉結構轉折，未來的十年特別是2015—2020年的“十三五”期間是城鎮化繼續深化的時期，城鎮化將從農村人口進入城市的非農化階段過渡到遷移流動人口市民化的階段，也就是中國需要完成從城鄉二元結構向城鄉一體化結構的轉變。因此，在這一時期的城鄉平衡、區域平衡和社會內部整合問題壓力更大。第四，人口老齡結構深化，“十三五”期間老齡化程度將快速“起飛式”提高，使得原來適應大量勞動力人口的“生產型經濟體系”需要過渡到更加適應老齡社會的“生產—消費混合型經濟社會體系”。第五，人口轉變的轉折，也就是以降低生育率和降低死亡率為主要特點的人口轉變已經完成，國家發展過渡到如何應對長期低生育率、長期低死亡率的后人口轉變時期的經濟社會生活。人口格局的轉折性的變化，對于經濟增長、社會保障體系、城鄉基本公共服務體系、城市管理和區域發展都帶來深刻影響。

　　重要的是，這樣的人口格局的大轉折，使得原來適應1980年代以來的支撐人口發展戰略的核心支柱顯得不適應了。過去30多年的人口發展戰略和政策支柱，包括計劃生育和生育率控制、擴展勞動力使用的低成本勞動力和勞動密集型加工業發展、強化“人口紅利汲取”與忽略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的積累性生產模式，等等。未來的人口格局大轉折需要構造新的人口發展戰略，在“十三五”期間布局和開辟新的人口發展戰略框架和人口政策體系，從而得以支撐“十三五”期間經濟發展方式的轉型和發展能力的可持續性，支撐新型城鎮化的不斷發展，支撐民生福利的提高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標的實現。

? 　人口發展戰略調整的五個取向

　　未來的人口發展戰略調整和政策改革，首先需要使國家的生育政策回歸常態，即政府通過經濟機制間接地對人們生育決策進行調節，并且通過支持和服務于家庭生育行為來提高婦女和家庭的福利。長期低生育背景下的人口內在萎縮，必然使民族和國家的未來發展不可持續。生育政策改革，應當著眼于長遠的人口和發展均衡，著眼于家庭的發展能力和穩定性，以及著眼于鼓勵維持合理的生育率水平對經濟內需和國家未來發展提供支撐。

　　面向未來的人口發展戰略調整和政策改革的第二個取向，是從重視勞動力數量開發利用和汲取“人口紅利”的發展戰略，過渡到重視發揮人力資本作用的“人力資本紅利”發展戰略。區別于投資于基礎設施和投資于物的經濟驅動模式，未來的經濟發展更加重視投資于人的發展，通過投資于人，形成和開發附著在人身上的人力資本，包括加強人口教育、健康、保障、文化和遷移。人力資本蘊含著更高的生產率、更強的創新精神和人口消費率的提高，都能夠為未來的國家經濟社會發展提供動力。而且，這樣的投資于人的發展，在事實上促進了社會進步和增進人的福利。人口發展戰略調整應努力使人口紅利轉化為人力資本紅利，并支撐人口紅利逐步減弱后的人口比較優勢。例如中國未來的人口比較優勢不是低成本的簡單勞動力，而是低成本的技術工人和低成本的受過系統教育的高素質人才，這能夠有助于推動中國創造、推動萬眾創新，和發展具有一定技術含量的創新性產業和生產體系。

　　面向未來的人口發展戰略調整和政策改革的第三個取向是加快實現遷移流動人口的市民化和社會融合。當前我國城鎮化的比重已經達到54.77%。城鎮化過程中伴隨著大規模的人口遷移和流動，但是其中多數是非戶籍的人口遷移流動。在未來5年中，如果不考慮農業勞動生產率的進步，我國農村剩余勞動力基本上很快就會吸納干凈。因此，如何使非農化的人口實現市民化和社會融合，是城鎮化發展的新的任務，這個任務也就是不僅要實現“人口的城鎮化”，還要使人口融入城鎮，實現人的城鎮化。因此雖然生育和家庭問題仍然重要，但是生育問題已經越來越不成為中國人口發展的主軸，人口遷移流動和城鎮化戰略將塑造未來中國的國土分布格局、決定城鎮化發展和城鄉生活的基本面貌。新人口發展戰略也將更加需要重視適應人口遷移流動和實現城鄉統籌發展，適應人口大量集聚對高密度城市區域提供平等性、整合性社會服務，提高城市運行的效率，適應人口遷移流動完善城市體系和重視滿足人口的民生福利需求。這樣的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的新型城鎮化，通過實施社會整合和社會包容為基礎的移民政策，將會成為未來新人口發展戰略的重要支柱。

　　面向未來的人口發展戰略調整和政策改革的第四個取向，是國家發展要適應老齡化過程，逐步通過制度建設和社會體制建設，將老齡社會構造成為新的經濟和社會形態。不論采取什么政策，老齡化的基本發展趨勢是不能阻擋的，老齡化構成人口結構變動的常態，未來我國也將進入老齡化加速增長的時期。因此整個社會的就業制度，退休制度和社會保險體制、年金體系的發展、公共衛生體系的完善等等，都需要實現快速地調整和建設，來適應快速的老齡化過程。老齡社會公共政策構建的目的，不主要是為了緩解老齡化本身，或者將老年人口作為被照顧的對象提供更加完善的保障和服務，更在于老年人口本身作為積極的參與者，和年輕人口一起共同構成未來老齡社會的組成部分。未來的人口發展戰略不是如何服務照料老年人口，而是社會經濟體系如何能夠有效包容老年人口，以及將人口老齡化的人口過程構造成為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的組成部分，甚至是服務經濟的新動力。

　　面向未來的人口發展戰略調整和政策改革的第五個取向是強化家庭的發展能力。人口轉變完成、長期的低生育率、人口遷移流動的加劇，以及相關聯的婚姻模式的變化、城市生活方式的擴散，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家庭規模減小、家庭的功能弱化、家庭支撐家庭再生產和社會生活的能力都顯著下降。因此未來的人口發展戰略需要從重視生育率下降，逐步過渡到提供對家庭的支持服務，重視增強家庭的發展能力。當前的人口政策有著若干對失獨家庭、貧困家庭的特殊性政策，但是還缺乏完整系統的家庭政策的設計。家庭政策的發展需要在我們的收入稅收體系中不是以個人來考慮，更要考慮家庭福利和利益的均等化，在補貼政策，稅收政策等方面以家庭為單位來提高人口的福利。家庭政策的強化，通過家庭政策提供家庭生活事務的支持，引導家庭生活模式的變化，結合家庭生命周期提供系統的保健、生育、幼托和養老服務等，將成為人口政策未來的發展方向，這也能夠使得人口政策真正回歸于家庭計劃，通過提高家庭福利，實現家庭生活和工作的平衡。

　　總之，中國正在經歷著人口發展格局的大轉折，也需要人口發展戰略和相關政策體系的根本調整，從宏觀到微觀的人口政策需要適應性的改變。人口發展戰略調整和政策改革需要從促進和推動人口轉變和汲取人口紅利的階段，到更加強調人口和家庭服務，強調在人口結構轉變中塑造新的人力資本優勢，以及適應人口變化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和社會運行形態。這樣的人口發展格局的大轉折也意味著中國經濟發展方式和社會生活模式的大轉折，在這個意義上不是經濟發展和社會轉型要求人口政策的變化，而是需要根據人口格局的客觀變動謀劃經濟發展方式和社會生活模式的轉型。人口變動和國家經濟發展方式和社會生活模式的轉型需要實現內在契合。實現這樣的內在契合才能重新構筑國家發展的優勢，支撐經濟社會實現新的發展，使國家發展達到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 創造出“新的人口紅利”

　　在人口格局的變化中，“人口紅利”逐步減弱引起人們的討論。實際上與其考慮如何避免“人口紅利”的消失，還不如深入思考對經濟發展模式和制度安排進行新的調整，從而應對人口變動和人口結構的轉變，反而能夠開辟出適應未來中長期人口變動的新的發展機遇?！皞鹘y的人口紅利”逐步減弱帶來發展的挑戰，但也同時創造出一些新的發展機遇，或者可以說是創造出“新的人口紅利”。

　　第一種新的人口紅利是“人力資本紅利”。人口生育率下降推動教育水平的提高，而人口死亡率下降帶來預期壽命的提高和健康預期壽命的提高。教育水平的提高和健康壽命的延長，共同增加了勞動者的人力資本。勞動者人力資本的提高使得人力資本替代勞動力數量成為可能。只要人力資本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超過勞動力數量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出現的“人口紅利消失”就可以轉而被新生成的“人力資本紅利”所替代，并創造出新的發展動力。這也就要求以勞動力為依托的經濟發展模式要轉變成為以人力資本的充分利用為動力的發展模式，轉變成為更加依賴人才、更加依賴知識技術、更加依賴健康促進的發展模式，通過人力資本的不斷投資和充分利用來提高勞動生產率，使得單位勞動者能夠創造出更多的物質和社會財富，這樣的人口結構轉變所帶來的新紅利就能夠延長經濟社會發展的可持續性。同時促進“人力資本紅利”發揮作用，才能真正落實知識創新和技術創新，使創新驅動的經濟社會發展得以實現。因此，在人口結構性轉變背景下新生成的“人力資本紅利”實際上有可能替代“傳統的人口紅利”的下降，并構造成為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和創新發展的新動力。

　　第二種新的人口紅利是“消費和服務紅利”?！皞鹘y的人口紅利”的典型特點是勞動適齡人口比重提高和社會撫養系數下降，在此人口結構變動下帶動了投資率的提高，這也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釋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投資驅動的經濟發展方式。人口結構轉變帶來老年人口比重提高和社會撫養系數上升，會造成人口紅利的減弱，帶來投資率的下降，但在另一面則相應帶來消費率和服務需求的提高。這種消費和服務的增加，在某些方面表現為養老、護理等等社會的負擔，或者是對非勞動力人口教育、健康等等家庭社會開支，但也有可能構成人口紅利減弱以后的新的發展動力。這也意味著一個推論，如果消費和服務提高對于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快于投資率下降對于經濟增長的影響，這樣“傳統人口紅利”的減弱也就能夠被增加著的“消費和服務紅利”所替代。同時，增加著的“消費人口紅利”本身意味著提高居民的生活福利，并且形成一種以服務為導向的、以福利幸福為追求的經濟社會模式，避免了過分重視GDP對發展本質的扭曲，和對民生幸福的不利影響。

　　第三種新的人口紅利是“老年人口紅利”。這樣的想法可能被認為是豈有此理和天方夜譚，因為老齡化水平提高正是被廣泛討論的人口紅利減弱和社會負擔提高的原因。但是實際上我們可以看到，老年人口預期壽命和健康預期壽命在延長，老年人口數量和比重的提高意味著可以利用的老年人力資源和老年人力資本的存量也在增加。那么，如果老年人力資源的開發利用快于勞動適齡人口比重的下降，總體上由于“傳統人口紅利”減弱所帶來的生產能力損失就能夠被生產性老齡社會帶來的經濟社會貢獻增加所替代。其實，無論采取什么樣的人口政策，老齡化的總體趨勢仍然是不可避免的。老齡化過程客觀上不是一個悲觀的現象，其實際上意味著人類社會的進步，因為預期壽命的提高正是人類自身的發展能力、人類自身生命成長的表現。因此，在充分認識老齡化過程對于經濟社會確實帶來諸多挑戰和不利影響的同時，我們也需要有另一種逆向思維，就是生產性老齡社會建設本身就蘊含著解決“老齡化”挑戰的對策思路，并為開辟新的人口紅利提供可能。

　　傳統的“人口紅利”正在減弱和消失，并不必然對未來國家發展帶來決定性的不利影響。人口結構轉變過程中會形成一些“新的人口紅利”，可能孕育出新的發展機會和發展模式，并可能有著更大的推動經濟社會發展的能力。但是特別應該強調的是，這樣的“新人口紅利”和1960年代出現的“人口紅利”一樣，并不必然地就會實現。如果經濟發展模式和制度安排不適應未來人口變動和結構性轉變，“人口紅利”減弱才真正對國家長遠發展帶來威脅。要實現這些“新的人口紅利”，要求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和實行一系列的包括教育制度、人才制度、創新制度、收入分配制度和社會保障制度等等改革，使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盡快向創新經濟轉變、盡快向消費服務經濟轉變、盡快向生產性老齡化社會轉變。要加快轉變的速度，才能夠適應人口結構正在發生的快速轉變，適應“傳統人口紅利”的下降，只有這樣，“人力資本紅利”、“消費和服務紅利”和“老年人口紅利”，才可能內嵌成為經濟社會成長的積極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