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問責”是建立責任型政府、責任型政黨的內在要求，是提高政府執行力和公信力的有效途徑。在很大程度上，問責官員的復出既是“問責”的延續，更是檢驗問責成效的“最后一關”。問責官員能不能復出、應該如何復出，不僅事關問責制本身的科學性，而且事關政府的公信力和公眾對政府的政治信任。這也是近期以來問責官員復出備受關注甚至爭議的原因所在。有鑒于此，本期約請了相關學者就“問責官員復出”問題展開研討，以期回應公眾對問責制的疑惑，并推動問責制的進一步完善。
我們常說“火車跑得快，全靠車頭帶”，就是強調“領導干部”的重要性。一個國家、一個地區、一個部門，乃至一個家庭，握有權力的“帶頭人”出了問題，或不負責任、或以權謀私、或碌碌無為、或口是心非胡作非為，遲早是要出大事的，這已是被歷史和現實的經驗反復證明了的真理。歷史上，“治大國者先治吏”是我國國家治理的一條基本經驗。歷朝歷代，因犯錯問責而被“削職為民、永不錄用”的官員很多，這種傳統的問責做法對維護王朝穩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當然，與封建社會對官員的“皇帝問責”不同，現代社會對官員的問責是建立在民主政治基礎上的“人民問責”。對那些精神懈怠、不珍視人民賦予其權力的官員實行問責，為權力“戴上籠頭”，使權力按照人民的意愿來行使，是現代政治文明的一個顯著特點。
官員問責并不限于行政問責
目前，我國處于重要的社會轉型期，行政問責比較多，以至于公眾認為好像問責制只有“行政問責”一種形式。比如，由于政府安全監管不力造成的礦難、行政行為不當造成大規模群體性事件、行政和司法救濟不及時造成公眾利益受損等。從世界范圍來看，問責制一般分為道德問責、政治問責和行政問責三類。行政問責只是問責制的一種，甚至不是最重要的一種。
我們國家選人用人的標準是“德才兼備、以德為先”。道德問責就是對個人道德素質的嚴格要求，比如，小到言行不一、沒有同情心、不樂于助人、不尊老愛幼、對家庭不忠，大到財產申報不實、多吃多占、胡亂報銷損公肥私、擠占挪用政治現金等，都在道德追究之列，沒有道德品行的人很難為國家、民族獻身，全心全意為公眾服務。世界主要國家對高官的道德瑕疵一般采取“零容忍”。政治問責是對亂決策、決策自利、公共政策失誤的追究。由于重大決策失誤貽害的是一個國家、一個部門、一個地區發展的長遠利益，因此政治問責常常采取“集體問責”的形式，如日本走馬燈似的換內閣就是典型。行政問責是對“行政行為結果”的問責，一般表現為“具體行政事故”問責。
檢視世界范圍的問責案例，凡是“依法行政”搞得比較好的國家，政務類官員被問責的情況大多是道德和政治問責，而行政問責相對較少。因為在行政運行公開透明的情況下，聰明的“政務官”幾乎不敢去違法行政“蹚雷區”，一般會盡職盡責履行基本的行政責任。因此，要改變“行政行為不負責任”多發頻發的狀況，必須強化道德和政治問責，特別是通過民主的形式強化道德和政治問責。
問責官員復出考驗問責制成效
自2009年5月22日《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出臺以來，官員被問責的案例很多，這對建立責任型政黨和責任型政府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也對維護國家利益、公共利益和公民合法權益起到了重要的促進作用，但這并不代表官員問責制已經完善。這也是近年來有關官員問責后，如何復出甚至該不該復出等問題持續發酵的原因所在。
從問責制本身來看，被問責官員能否復出是問責結果的核心問題，也是社會上對問責制爭議最大的問題之一。從國外的情況看，如果被問責官員屬于決策類或政務類官員，一旦被問責，復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除非是公眾原諒并重新通過選舉上臺。按照慣例，被問責官員應該大部分不復出才對。但現在的情況是，官員被問責后，幾乎都能復出并換個地方官復原位，復出過程和程序都不透明、不嚴格，嚴重地消解了“問責制”作為法規的嚴肅性。這使得一些官員將問責視為玩“過山車”游戲，上下都是暫時的，對握有權力而“精神懈怠”的官員基本上失去了警示作用。因此，公眾對問責制的實際效果產生疑問是合理的。
被問責官員再受任命，不僅關系到問責制本身的效果，而且關系到群眾對黨和政府的信任度，應當更加慎重。那種以“我們黨培養一個干部不容易”來主張問責官員復出的理由，在理論和實踐上都不成立。安全生產上有個“海恩法則”，大意是說在一次重大事故背后，有29次小事故、300次事故預兆和1000個事故隱患。海恩法則用到被問責官員的身上也大致合適，之所以由于一次重大的責任事故被問責，也是被問責官員長期不負責任，對黨的事業、人民的事業不“敬重”的必然結果。對于一個在實踐中證明在道德上、政治上或行政行為上有瑕疵或過錯的官員、一個沒有責任心的官員，如果不經過嚴格的考核，證明其能夠承擔起領導責任就讓其官復原職，那無疑是對公共利益的漠視，會使黨和政府的威信受到傷害，會增加我們“治吏”的難度。因此，對問責官員復出采取更加嚴格、慎重的態度，才能更完整、充分地發揮問責制的政治與社會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