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認識新常態、適應新常態、引領新常態，是當前和今后一個時期我國經濟發展的大邏輯。在經濟新常態下，要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命題——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瞄準其根本目標——堅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明確主要任務——堅持充分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不斷把實踐經驗上升為系統化的經濟學說，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改革提供理論指導。
新常態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核心命題——必須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根本在于統一社會主義基本制度與市場經濟。這既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的根本特征，又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需要深入研究總結的核心命題。一方面，市場機制對生產資料所有制有基本要求，也就是說，在所有制上如果不具備某些基本特征和性質，就難以滿足市場機制的基本要求；另一方面，社會生產資料所有制在結構和實現方式上怎樣變革才能既不失其公有制的根本性質，又能真正適應市場經濟機制的基本要求，這涉及既使之不改變公有制的根本性質而又能滿足市場經濟機制對所有制的基本要求的兼容問題。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主線是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從經濟體制上處理好政府與市場的關系。
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深化經濟體制改革的主線。一方面，必須不斷深入市場化進程，從商品市場化到要素市場化，從實體經濟市場化到金融市場化，從市場體系培育構造到市場秩序的不斷完善等。另一方面，必須轉變政府職能提高政府干預效率，有效地緩解市場失靈帶來的社會發展矛盾，有效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必須認識到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是對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歷史經驗的深刻總結。在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面對的是否定社會主義公有制條件下建立市場經濟機制的傳統。隨著改革的不斷深入，我們先是打破了社會主義與市場經濟根本矛盾的“對立論”。黨的十二大提出，貫徹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原則。黨的十三大提出，社會主義有計劃商品經濟的體制，應該是計劃與市場內在統一的體制，要善于運用計劃調節和市場調節這兩種形式和手段，進一步克服了“主輔論”的局限；黨的十四大進一步明確，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問題是處理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一要求主要是為了使市場體系不完善、市場秩序不規范、政府干預過多的同時政府職能失缺的矛盾得以有效克服，努力緩解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同時存在的種種矛盾。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重要特點在于在所有制改革與市場機制培育的統一中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轉軌，而不是把所有制與市場機制割裂。
在所有制改革上，從黨的十二大首次承認個體經濟，到黨的十三大承認私營經濟是公有制經濟必要的和有益的補充；從黨的十四大明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到黨的十五大承認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是我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經濟制度；從黨的十六大以后反復強調的“兩個毫不動搖”，再到黨的十八大后強調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有機統一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社會所有制結構逐漸形成并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市場經濟機制逐漸形成。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改革的難點在于真正完善市場經濟秩序，提升市場經濟秩序的質量。
市場經濟秩序包括市場經濟的內在競爭秩序和外部環境秩序。內在競爭秩序主要包括兩方面——企業產權制度和市場價格制度。前者是市場競爭的主體秩序，回答誰在競爭；后者是市場競爭的交易秩序，回答怎樣競爭。外部環境秩序也主要包括兩方面——市場競爭的法治秩序和市場競爭的道德秩序。前者涉及的是法律制度建設和社會法治精神的弘揚。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其基本的競爭秩序需要法律制度來維護，而法律制度的有效性、權威性則以社會法治精神為基礎，法制的有效性依賴于法治的充分性，依賴于對法制的社會尊重和自覺，特別是取決于對公權的法律約束和對立法執法者的權力約束。后者涉及的是道德精神層面對市場競爭的理解，涉及從傳統的以“忠誠”為核心的道德世界向現代的以“誠信”為核心的道德秩序的轉換，涉及從本國傳統的文化精神向現代世界開放的文化精神的融合，具有重要意義。
新常態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根本目標——堅持防止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學習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是為了更好指導我國經濟發展實踐。在經濟新常態的歷史條件下，重點在于運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科學分析方法，探討中國經濟如何實現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目標。
“中等收入陷阱”是經濟發展中的客觀歷史現象。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對于二戰后發展中國家而言是普遍存在的現象，并非“偽命題”。據統計，二戰后116個發展中國家真正穿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只有15個，大部分未能穿越，如“拉美漩渦”“東亞泡沫”“西亞北非危機”等。另一方面，“中等收入陷阱”產生的經濟背景是經濟發展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供給和需求兩方面條件發生的根本變化。供給側成本大幅提升，需求側系統性疲軟，若相應的發展方式仍沿用傳統而未發生改變，則會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從供給方面看，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國民經濟總成本全面上升，包括勞動力成本、能源及原材料成本、環境成本、技術進步成本等均大幅度提升，發展方式若不從以往的依靠要素成本低廉的優勢進而以擴大要素投入量為主拉動增長的模式，轉變為主要依靠要素和全要素效率提高為主拉動增長，則長期呈增長不可持續狀態，短期嚴重失衡，很可能形成嚴重的“滯脹”。
從需求方面看，進入中等收入發展階段，就投資需求而言，若在發展中忽視人力資本的積累，長期滯后于物質資本擴張，創新能力弱，即使有大量資本和儲蓄，也無法有效實現投資增長；就消費需求而言，若在發展中忽視收入分配的合理性，收入差距顯著擴大，全社會消費傾向會普遍降低，相對于經濟擴張形成消費需求相對甚至絕對疲軟。如果不從根本上提升創新能力和社會公平程度，必然導致長期衰退和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