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華東理工大學孔令丞、上海財經大學謝家平

　　十八屆五中全會提出的“綠色”發展理念已經深入人心，綠色發展已經成為時代主題，從產業轉型升級的角度來看，整個產業鏈的“綠色”轉型，也應是必然的題中之義。為什么要提出“綠色全產業鏈”這個重要命題呢？這需要從過去一段時間以來的產業政策導向說起。

　　“內涵排放”的反綠色特征

　　其實，中國早在“九五”期間就提出了產業轉型升級。自此以后，各地政府在制定產業規劃時，都考慮采用多種產業政策推動轉型升級。但政策在具體實施過程中，往往出現政策意圖和預期效果不一致、甚至適得其反的情況。

　　全球分工細化與需求分化趨勢下，產品或服務的價值創造鏈產生了空間分離，形成了產業鏈和價值鏈不同環節的跨地區分布特征。后發地區主要依賴“資源和環境低價”獲得競爭優勢，先發地區則倚重“專利保護和渠道控制”。前者主要布局了高消耗、高污染的產業鏈環節，后者則更多地布局了清潔環節。

　　中國作為后發地區，更多地布局了高消耗、高污染的產業鏈環節。一些具有清潔節能、代表新技術未來發展方向的產業，經常被各地政府選為戰略性新興產業而進行政策鼓勵。受到鼓勵的產業會在不具備成本優勢的情況下大規模擴張，在產業關聯的作用下，上下游產業規模也會隨之擴張。如果某些關聯產業具有高消耗、高污染特征，那么，政策鼓勵的結果會同時帶來與轉型升級相逆的污染產業擴張。由此造成中國本土的“內涵能源”、“內涵排放”甚至“內涵生態容量”都很高，對外貿易往往存在高額的環境逆差。據可信的研究表明：2000—2013年期間，中國通過國際貿易共向世界輸出了47.6億噸標準煤的能源。并且由于存在能源補貼，每年有10%的補貼又通過出口凈補貼給了國外消費者。

　　如我國羊絨產業，一只山羊對草場的破壞力相當于20只綿羊，100畝草場不足承載10只綿羊，至少5只山羊產的絨才能織一件毛衣。在羊絨產業鏈“育種→山羊養殖→制絨→紡織→服裝”等環節中，包括制絨在內的生態環境消耗高的產業鏈前端大部分留在了本土。我國生產了全球80%的山羊絨，80%用于出口。中國用最脆弱的生態支撐了全球的羊絨需求。在全球市場需求高漲的推動下，缺乏環境規制的結果導致了對“耗竭福地”的競相追逐，因產業關聯，極大地引發了產業鏈前端的產業規模。

　　在我國，很多產業都有類似的特征。目前，中國已有兩百多種主要工業品的產量位居世界第一。這些工業品的加工環節大多都具有高能耗、高排放特征。

　　缺乏全產業鏈綠色化觀念的產業政策，在環境規制不完善的條件下，即使對清潔、高技術產業鼓勵，也會因產業關聯而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導致產業鏈中“高消耗”與“高排放”環節大量布局在本土，清潔環節出口到海外市場，形成了本土全產業鏈反向綠色化的政策困境。

　　確立綠色全產業鏈的政策導向

　　產業轉型升級的目標是要建立清潔的生產和消費模式。一件產品對環境的影響，包括“生產→消費→廢棄→處理”的全過程。因此，確保生產與消費模式綠色化的政策導向，也應該涵蓋任何一件產品的所有過程。在這些過程中，除了消費環節以外的環節，都與產業化運作模式不可分割，因此可將上述的所有過程統稱為“全產業鏈”。

　　可以說，全產業鏈就是從最初原材料生產直到最終產品到達消費者手中，加上消費環節和報廢后再制造環節的全過程；“綠色全產業鏈”則是上述所有環節都具備了環境友好性特征。基于綠色全產業鏈的產業轉型升級政策，就是要通過政策設計，有效降低包括回收再用環節在內的產業鏈整體對環境的影響。而為了降低政策代價，達到“牽一發、動全身”的目的，基于綠色全產業鏈的政策視角，就不僅要考慮產業自身，還要關注與之相關聯產業的綠色含量。對我國而言，由于地區發展不平衡，稟賦條件各異，各地資源的分布、利用程度、環境容量都參差不齊。因此，基于“綠色全產業鏈”的政策導向，還必須考慮按照地區的具體稟賦條件和產業基礎來制定，只有這樣才能有針對性地提高產業鏈整體的環境友好性。

　　改革開放以來的產業發展，是在犧牲環境和發揮勞動比較優勢的條件下發展起來的，發展到現在，更多的高消耗和高污染產業鏈環節布局在了本土，而最終產品的清潔環節大量出口；本土和海外產生的大量廢棄品也大多流向了本土，在回收組織化程度低的格局下，回收再用的循環部分反而成為低技術的污染環節。這種現狀下，個別產業的清潔化，根本無法改變本土在全產業鏈整體所表現出的高污染特征。因此，產業政策必須要基于全產業鏈綠色化，才能實現本土所布局的產業鏈整體基于綠色化的轉型升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