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城市的擴張

　　城市的擴張，在西方語境中主要是在20世紀60年代之后開始逐步展開，由于在西方過多地強調消費主義這只“看不見的手”的資源配置作用，使得西方國家的“城市蔓延”成為20世紀中葉的一個討論熱點，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城市蔓延理論”。Gottman認為城市蔓延的含義是“大都市邊緣持續不斷的擴張”，并且“大城市邊緣總有一個帶狀的土地處于從鄉村向城市的轉化過程中”。與這種地理分層的討論不同，也出現了因由蔓延產生的社會分化，比較有代表性的研究如芝加哥學派的帕克、伯吉斯、霍伊特和哈里斯等人的研究，他們認為城市土地利用價值變化與植物對空間的競爭相似，土地的利用價值反映人們對最愿意和有價值地點的競爭。這種競爭作用下導致經濟上的分離，按土地價值支付能力分化出不同的階層。這一過程被逐步與諸多城市問題的“負面要素”聯系起來，這其中比較有代表性的問題包括：城市土地資源的浪費、農業用地的喪失、社區個性的喪失、濕地的破壞、環境的惡化、交通的擁擠、種族及社會貧困的隔離、中心區的衰退等等——其中，對于城市擴張帶來的環境問題成為焦點。到20世紀50年代，這種現象已經成為歐美發達國家城市擴張最明顯的特征。各大城市中心城區的人口與就業均呈現出負的增長，市中心城區工業普遍出現衰退，工廠遷到了城市的外圍地區。伴隨著這種城市郊區化、產業分散化以及鄉村城市化的迅猛發展，城市與鄉村之間的相互影響與相互作用在日趨強烈。城鄉的各種景觀與功能相互融合、滲透與彼此交錯，反映在地域結構上，在城市建成區與廣大鄉村地區相連接的部位，出現了一個城鄉要素逐漸過渡，彼此相互滲透、相互作用，各種邊緣效應明顯，功能互補強烈，性質既不同于典型的城市，又有異于典型農村的中間地帶。我們看到，在不同的歷史時期，相關研究關注的領域從經濟地理學走向了社會學領域，關注的焦點從對城市自然擴張的理性再現走向了對這種擴張帶來的社會不平等的反思——其中一個主要的關注點集中在日常生活改變的“不適”及對“消費霸權主義”的否定——由于城市人在這種擴張中的反思性行動，使得城市與鄉村從對立開始走向融合。

　　(二)鄉村的內生

　　20世紀末西方內生發展理論已經不再討論全球化的問題而是更多地把視角轉向本土區域內的發展不平衡問題——其經典問題是：本土鄉村如何發展以應對日益差異化的城鄉關系以及農業如何發展以應對工業“掠奪”。其中，1998年英國萊斯特大學的Lan Bowler對于內生型發展的界定值得借鑒價值。這一研究認為全球化對于農業本土發展有外在的壓力，但作為農業本身就有一種內生型發展潛力。研究認為農業多樣化的模式是解決城鄉非均衡發展的有效路徑，指出這種農業多樣化情況在空間上是呈現分散形態的，指出通過在農業經濟發展道路背景下的特殊農業家庭解釋內生型發展是作為一個積極因素而不是被動的戰略選擇促進鄉村發展的。認為農業多樣化是由本土變化市場和非農業就業機會以及農業家庭的社會資本來決定的，提倡傳統“農場經營發展的路子”(paths of farm business development)。認為農業的內生模式能夠較好地實現與城市及工業“功能連接”(functional connectivity)，從而實現城鄉的均衡發展。(14)20世紀末此類研究發生了轉向。英國紐卡斯爾大學農村經濟中心的Christopher Ray著重關注于地域身份，目的是表明身份建構與地方建構之間的聯系。(15)Christopher Ray指出地域身份建構的目的在于制訂戰略和落實到地方組織中，這種地方組織可以使本土化協調更多的有效外部力量。該方法試圖以提高本土化的意識作為發展政策和行動單位。(16)換言之，只有農村自組織對地域身份的認同才能組織村落的集體力量幫助村落抵抗外來力量的侵襲，才能擺脫村落只作為行政單位發揮其作用的“虛無形象”。這個假設是本土經濟的福祉(在任何亞國家范圍，從一個地區到一個村莊或者它的周邊地區)可以通過以資源為基礎的發展實現，而實現這一過程的行動則是自然的、人為的、本土化所固有的(17)。發展需要復原本土經濟活動(而不訴諸依賴流動資本)，也需要處理與本土社會基礎設施和生活質量等其他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即無論發展行動的形態如何都應該立足于設計和執行的本土參與過程(從而產生主人翁責任感和領土發展的承諾并要按照本土意愿提供一種機制以控制發展過程)。這種行動過程簡而言之就是向內看以不斷發現、收回或創造領土身份。這一身份的主要來源是文化、歷史或物質的，關注點從地域自治體轉向公民團體，包括公民的創新、創業精神和資本(財政的和智力的)?，F代性反思可以幫助我們了解自我認同和廣泛社會變革之間的辯證關系。地域是同時具有全球性和地方性的特質的，而在相反的背景下行動者通過各種形式的戰略干預來實現現代性反思。身份在農村發展的領土方法中處于中心位置，我們可以將其概化為公民團體，隨著身份的確定：可標志與其他人的不同；使公民提高類似于“在團體中”的意識。(18)對此，Mamadou Ndoye進行了進一步說明，認為內生型發展假設文化身份的必然提升，而建立在外生基礎上的行為模式、文化和生活方式是無法對本土模式發揮作用的。例如，非洲的教育必須服務于加強非洲文化身份，這將集合并樹立鮮明的非洲文化特質。只有有了自己鮮明特質之后，非洲才能最終成為世界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對非洲做些具體的貢獻。(19)因此，基于歐洲農村內生發展以應對城市化和工業化挑戰的過程中，人們注意到本土能力是至關重要的，只有本土社會具備基本的“可抗衡”能力，才能實現“均衡性”的目標。對此Nemes認為內生發展的概念是與一個更為現代的發展概念相對應而被推動的，而不是簡單的二元論(20)，是一種混合視角(21)，農村發展的內生型組織運作是為了加強一個而不是在反對另一個(2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