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城鄉二元結構中的人

　　最早將“二元結構”概念運用分析人類社會經濟現象的是荷蘭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伯克，他在對荷蘭政府于1860年企圖在其屬地東印度推行經濟自由政策而遭失敗的反思中發現，當時的印尼社會是一個典型的二元結構社會——殖民主義輸入的現代“飛地經濟”與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傳統社會并存。1954年，劉易斯在其論文《勞動力無限供給下的經濟發展》中認為整個發展中國家的勞動力供給是無限的，這主要來自經濟中存在的大量剩余勞動力。發展中國家存在兩個不同的部門，一個是以傳統農業為代表的維持生計的部門，另一個是以城市現代工業部門為代表的資本主義部門。發展中國家的二元經濟特征主要表現為：勞動生產率的差別、生產目的和行為的差別、收入分配原則的差異。劉易斯認為，二元經濟結構的轉換過程實際就是現代部門不斷擴大發展的過程，它是通過剩余勞動力從勞動生產率很低的傳統農業部門向勞動生產率較高的現代工業部門的轉移來實現的。直到剩余勞動力全部轉移到資本主義部門，經濟實現由二元經濟結構向一元經濟的轉化。(11)

　　之后，新古典主義的研究對二元經濟轉換模型中農業剩余勞動力假設提出了懷疑，認為工業部門的增長是依賴于農業部門的發展的。一般假設工業部門的工資等于邊際勞動生產力，而農業部門的工資等于勞動的平均產品，這使得勞動力可以在兩個部門自由流動。具有新古典主義特征的二元經濟轉換理論首先由喬根森(12)提出。他認為，一個社會存在著一個固定的、在現有制度和醫學水平上能夠達到的生理最大人口增長率，在達到最大人口增長率以前，總人口增長率將隨糧食產出的增長而增長。他把人口增長率達到生理上最大量時的最低人均糧食產出稱為臨界人均收入水平。當人均糧食產出大于臨界人均收入時，人均糧食消費不變且等于臨界人均收入水平，這樣，農業剩余便產生了。農業剩余的產生使得總人口中的一部分可以從土地上分離出來，農業勞動力向工業部門的轉移因此開始。并且，勞動力從農業部門向工業部門轉移的規模與農業剩余的規模相適應，其關系是：農業剩余在總農業產出中的比例等于工業部門的勞動力占總人口的比例。在20世紀80年代，一些發展中國家在沒有完全擺脫勞動過剩的經濟特征之前，出現了比較嚴重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問題，經濟中的大量過剩生產能力無法與剩余勞動力結合，促進二元經濟的轉換，這是古典和新古典經濟學所不能解釋的。因此，許多學者將凱恩斯理論引入二元經濟轉換的框架之中。拉克西特的二元經濟轉換模型是其中的著名代表。拉克西特在20世紀80年代初出版的《勞動剩余經濟：一種新凱恩斯主義的思路》一書中提出非農部門的生產受三個條件約束，即農產品的供給約束、非農產品的供給約束和非農產品的需求約束。當非農部門投資水平不足時，農產品的供給約束不發生作用，在這種情況下，提高非農部門的投資水平可以擴大非農部門就業量。當非農部門投資達到足夠高的水平時，農產品的約束開始發揮作用。此時，由于農業剩余不可能有較多增加，如果繼續加大投資力度，不會增加非農部門的產量。在兩部門的生產能力、工資和不同階層的消費傾向既定的條件下，通過調節自發性支出以達到市場出清，就可以獲得最大的產出和就業水平，而低于或高于這個均衡點的所有投資水平都沒有實現產出的最大化。因此，如果政策目標是要實現產量和就業最大化，那么，在供給條件和消費目標給定的情況下，保持這個均衡的投資水平是最優的。

　　我們可以看到，經濟學視角下的“二元結構”討論的核心是作為勞動力的人，即：從可見的經濟形態上看，傳統經濟與現代經濟所代表的農業和工業分別以鄉村和城市展現出來，但是二者之間實際上不是割裂的對立關系，是基于勞動力資本的流動形態、基本素質、投資水平決定了二者之間暫時的不均衡，而一旦以市場為核心的現代制度得以確立，二者之間的靜態結構將必然消失，形成兩個層面人的“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