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基于“關系”的鄉城概念

　　楊開道認為，鄉更應該稱之為“農村社會”，“農村社會的英文叫作Rural Community而不是Rural Society。有很多人說，這二者是沒有分別的，是代表一個同樣的東西……前者是指集合個體——其有共同生活、共同事業和共同目的”，“農村社會還有一個緊要的觀念，就是地域Locality的觀念。普通社會是沒地域觀念的，此處的人民可以和他處的人民結成社會，甚至中國的人民可以和外國的人民結成社會。但是農村社會是有一定區域的；他的人民是限于一個地方以內的。他仿佛是一個小的國家，也有人民、土地、主權三要素；所以我們可以說它是地方共同體社會”⑥。這一說法，與鄉在《說文解字》中“鄉，國離邑，民所封鄉也。嗇夫別治。封圻之內六鄉，六鄉治之”(鄉，與國都相距遙遠之邑，是百姓開荒封建之鄉，由鄉官嗇夫分別管理。國都四周劃分成六個鄉，由六個鄉官管理)的解釋有相同含義。同時，對地域的強調，與鄉的本來含義更加吻合——即，“思念的游子臉朝著的地方，家園所在地”。與楊開道比較接近，鈴木榮太郎認為“社會現象既然是反復發生的，那么從關系的角度理解村落是比較簡單的方法。當然，不能只單單考慮固定在土地上的社會關系，事實上人類社會所有的社會關系都是固化在土地上的，這是人類社會的一條基本原則”，以此為基本出發點，“社會關系作為在土地上的一種投射，一定的地域積累就成為討論這一社會基本特質的平臺，即，應該討論共同體社會的社會統一特征”⑦——其終極表現形式就是“聚落”。聚落主要基于兩個基本功能而形成，第一，共同防衛，第二，互助生活。這兩點也是鄉村之所以形成的根本原因。“人類為什么發展成為密居形態，恐怕防衛是一個首發要因。密居是為了共同守衛自身的生命財產，在此會形成內與外、敵與友的邊界。密居的人們是生死患難的伙伴，即使發生長時間的社會動蕩，人們也會維持聚落內的生活，并且持續下去。聚落的本來意義就在于此。因為有此共同的理性前提，聚落社會就會在空間上形成一個統一的區域，鄉土村落社會如此，更加密集的城市社會亦如此，這就是鄉土社會必然存在的理性”⑧。簡而言之，在鈴木看來鄉村社會是基于共同理性而形成的共同體社會。

　　綜上，可以發現，鄉的含義可以解釋為“村社”或者“共同體”(歐美學者喜歡稱鄉為“村社”，日本學者傾向于“共同體”)，其主要強調一種基于共同認同和共同生活習慣而形成的“伙伴關系”。在今天看來，其形態主要是基于“城”而存在，以此為出發點我們發現其更接近于“故鄉”的概念。神島二郎對此提出了“活動的城市，休憩的鄉村”⑨概念。

　　馬恩通過對原始社會的考察認為，城市不是從來就有的，是社會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從最初的原始部落到部落聯盟，發展到細小的民族，才開始聚居并形成城市，在原始社會晚期出現了用墻垣圍起來的防御性質的部落居住中心，這便是“城”的基本含義。⑩他們認為，城市是一個“有機體”，市鎮是現代當權的資產階級的搖籃。與馬恩的階級學說接近卻有所不同，鈴木榮太郎認為城市是一種雙向度的“流動”——即，它是國民國家的城市空間分配與社會文化交流的一種關系，這種關系展現了一種流動性：國民國家的中心——首都居于中心地位，大中小城市散布全國，形成一種中心與外緣的圍繞關系。社會文化交流呈現一種從末梢極小城市逐級向上接近的趨勢，最后到達首都中央，與此同時，首都城市的輻射通過中小城市對最末梢的鄉村社會產生回射影響。從中央向末梢的流動是命令的流動、統治的流動、暴力的流動、文化的流動，有時候也有保護的流動。這一過程中，這種流動在國民的體內逐漸被形塑和沉淀，而大大小小的城市成為這種形塑過程的關節點。而從地方向中央的流動雖然比前者小得多，但是，全國任何角角落落的一戶人家都會參與到這種流動之中，這種過程通過國家的納稅體系被逐個吸納。為了較好的完成這種吸納過程，就會建立起各種組織。從中央到地方的流動節點與從地方到中央流動的節點吻合在大大小小的城市節點。從中央到末梢的流動，是一種基于保護指導的愛護型流動，同時也是鎮壓榨取的暴力型流動，為了防止這種流動出現混亂，在各個節點上設立了一系列的機構，以維持這種流動的穩定性，這種節點與機構的混合體就是城市。

　　基于以上內涵，本文把城市歸結為七個方面的特征(參見表1)：作為對擴大化社會進行秩序管理的據點而建設了城市；城市出現之前沒有農民。與城市毫無關系生活的是“農耕民”，而不是農民。城市在把外部鄉村內生化的過程中逐步建立了生活秩序，換言之，城市化與農村化是表里合一的過程；城市依賴于以提供糧食為生活資料的鄉村。城市如果不與鄉村建立關系，一刻都無法維持其自身的存在，相反，鄉村從秩序與文化上也逐漸形成了對城市的依賴；城市因為集聚了多樣性的人口而產生了文化。在基于集聚而伴生方便享受的同時，城市也要承擔疾病蔓延、災害發生、食物確保方面的風險；城市不是向自然投入資源而是向社會關系投入資源的產物。鄉村雖然生產糧食，但是卻經常受到饑餓的威脅，城市卻很少陷入饑餓的境地；西歐和中國的城市被城墻包圍，與外圍有明顯的界線。同時，西歐的城市是一種“自治共同體”，并在此基礎上逐漸擴張；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墻外成為貧困集中的區域。在歐美等國家，在大自然中生活作為理想建設了田園都市和郊外集中居住區。

　　由此，我們發現城市的發展經歷了從經濟資本積聚到社會資本積聚的過程，從靜態的區域優位主義到動態的文化共生的過程。在西方社會學家看來，隨著城市郊區化的發展，城市與周圍城市地區間，在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差距的縮小，城市與鄉村在許多方面同質性的加強，原先那個基于地理上的城市實體已經不適用，而以相同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為特征的城市社會實體才更適合于定義今天的城市。城市在其擴張過程中逐漸消失在了以社會關系為載體的鄉村之中。在這一過程中，無論城市和鄉村都在強調生活其中的“人”的伙伴關系或者社會關系心理，同時因為人的存在與流動，二者之間是不可分割的關系。簡而言之，人是這兩個概念的核心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