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國人民大學常務副校長 王利明

　　情與法是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的一對矛盾

　　古人說，“王法無情”，這句話最早出于元代鄭廷玉的《后庭花》第四折：“這兩個都不待秋后取決，才見的官府內王法無情。”國家的法律是不講情面的。因此，古往今來，我們確實看到，一個尊重法制的國家，人們都按照規矩來辦事，的確不能夠摻雜太多的個人情感。法家認為，“法度者，政之至也。而以法度治者，不可亂也”(《經法·君正》)。因此，“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史記·太史公自序》）。但法家又主張嚴刑峻法，按照法家的主張，導致嚴刑重罰，徒刑遍地，缺乏必要的人道和人文關懷。在這點上，儒家學說主張道德教化，“仁者愛人”“孝悌為先”，實行德主刑輔，注重人道和人文關懷。所以，在情與法之間關系的協調上，法家與儒家的主張存在一定的沖突，法家更注重法，而儒家更注重情。中國古代判案，講求“天理國法人情”，強調人情對法制的影響，這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儒家學說的主張。

　　“法不容情”主要包含以下幾層含義，一是人與人之間應當按規矩辦事，不能夠跑關系、拉關系、講人情。“故立法明分，而不以私害法，則治”（《商君書·修權》）。法網恢恢，疏而不漏，對違法行為應當嚴格依法處理，不能夠法外開恩。二是嚴格依法辦事、執法如山、不徇私情。中國歷史上，歷朝歷代都不乏秉公執法之人，如漢朝不畏權勢、不徇私情的張釋之，秉公執法、主持正義的“強項令”董宣，唐朝“南山可以改移，此判終無動搖”的京兆尹李元，宋朝鐵面無私鍘親侄、為民請命的“包青天”包拯，明朝有一個一生剛直不阿、有如包公再世的“海青天”海瑞，清朝也有被稱為“于青天”的于成龍，等等。千百年來，人們傳頌著他們的故事，其實也是歌頌和贊美那些秉公執法、剛正不阿的清官，歌頌古代執法官員秉公執法、不徇私情的行為。

　　法外求情是社會中常見的現象

　　中國社會也是一個人情社會。梁漱溟稱中國社會是“倫理本位”社會，費孝通先生也認為，重人情是傳統社會的固有特點，他在《鄉土中國》中提出了著名的“同心圓”比喻，認為傳統社會中的人是人際關系同心圓的核心，不同關系的親疏遠近就像水的波紋一樣，一圈一圈推出去，越推越遠，也越推越薄。重人情是中國傳統農業社會的重要特征，這是因為傳統農業社會是典型的熟人社會，人口流動性較小，人與人之間的聯系較為密切。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人情大如債，接受他人人情都要找機會償還，“投之以桃，報之以李”。這種人情交換法則與法治顯然是相沖突的，因為講人情實際上就是要徇私情，報答人情就不可能嚴格秉公執法。法外求情是社會中常見的現象，古時候，某人作奸犯科，一旦要被官吏打板子，此人便跪拜求情，常說，“上有八十歲的老母,下有嗷嗷待哺的孩子。”企圖以情感打動執法者，以求輕判。

　　這種人情觀念在當今社會依然影響深遠。有人一旦違法，其第一反應并不是考慮其依法應當承擔何種責任，也不是積極找律師提供法律意見，而往往是找各種關系，力圖在法律規則之外解決糾紛。社會流行的潛規則就是“案子一進門，兩頭都找人”，公關打點成為人情世故的表現。受人情的影響，一些執法者手下留情，“不看僧面看佛面”，或者徇情枉法、法外開恩等。實踐中出現的選擇性執法大量都和“靈活通融”、“網開一面”有關，而一些枉法的裁判則與“法外施恩”直接關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