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進一步把相關道理闡釋得更清楚，這里暫且撇開關于“中國資本主義萌芽”的議論，而指向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資本主義。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資本主義恐怕是沒有多少人否定的。問題的關鍵是它是如何產生的。目前學界強調外部“刺激”的觀點往往把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資本主義視為純粹外部輸入或“移植”的。但這樣一來，一個難以解釋的問題就隨之提出來了：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資本主義及其發展是否是西方國家在中國創設“西方環境”的結果？因為，西方國家“輸入”或“移植”的顯然不僅僅是“器物”層面的東西，而是廣義的“環境”和“制度”。如果說“是”，那么就不僅會陷入“西方中心主義”的窠臼，而且也無力解釋西方國家的所謂“輸入”或“移植”的兩面性：既有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面，同時也有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面。如果說“不是”，那就要具體、深入地考察鴉片戰爭以前中國的資本主義及其發展，否則就不可能解釋中國的資本主義在外部的“刺激”下是如何艱難發展起來的。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資本主義及其發展不是“無源之水”。外部“刺激”不能否認，但其與所謂“輸入”或“移植”大相徑庭。外部“刺激”只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重要條件，至于這一條件起什么樣的作用，不能一概而論，需要從中國社會內部的各種因素在接受外來刺激的條件下的具體發展狀況來看。總之，對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資本主義及其發展的研究，其重點應放在中國社會的內部。當然，強調把研究重點放在中國社會內部，并不意味著可以忽略中國當時所處的世界歷史背景，甚至認為外部“刺激”無關緊要，而是旨在說明，外部“刺激”與中國社會內部因素的作用是相互的；外部“刺激”只有轉化為中國社會內部因素的復雜活動，其雙重功能作用才能顯示出來；中國社會內部因素的變化并非沒有連續性，其變化的動力源主要在內部。進而言之，中國社會內部的資本主義的確是通過外部“刺激”而獲得一定程度發展的，但我們也應看到，這歸根結底是中國社會內部各種因素相互作用及其發展的結果，故不能夸大外部“刺激”的作用。也就是說，僅僅外部的“刺激”是引發不了中國社會內部資本主義一定程度的發展的。如果本文的上述觀點可以成立，那么探討鴉片戰爭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問題就不是毫無意義的了。不過，這需要相關研究范式和術語的轉換。

　　所以，我們不能因為資本主義制度最初形成于西歐，且西歐資本主義國家對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落后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曾起過刺激作用，就斷定資本主義對這些國家是純粹外來的東西。實際上，世界上的任何一個民族國家，在世界歷史發展的一定階段上，只要存在著向大機器生產發展的動力、關系和條件，那么，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不可避免的，從而在不同程度上采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就是不可避免的。至于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某個民族國家是否是在外部“刺激”下加快這些“動力、關系和條件”發展，以及擴大和深化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采用，則屬于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至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包括中國在內的東方某個民族國家中是否會成為占統治地位的生產方式，資本主義是否會成為其基本的經濟政治制度，也屬于另外一個層面的問題。我的觀點是：從世界歷史的角度看，資本主義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世界各民族國家和地區只要具備了一定的條件，都會產生資本主義，但其形態是多種多樣的；中國內部不存在作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資本主義萌芽”或能夠發展成為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資本主義萌芽”，但的確存在著“資本主義因素”和很不成熟的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西方資本主義強行侵入前）。我的這一觀點所認定的“資本主義”不是占統治地位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即大工業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也不是作為制度而存在的資本主義，更不是西方資本主義制度，而是作為一種很不成熟的或早期的以榨取剩余價值、追逐利潤為目的的生產關系。這種生產關系是否能在某一國家或地區發展成為成熟的、占統治地位的生產關系，是否能在某一國家或地區發展成為資本主義制度，則取決于多種因素的相互作用。當然，從方法論上看，在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認識進行學術史評價方面，之所以會出現在“西方中心主義”的框架內反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傾向，這同樣也與不少學者對“資本主義”的界定不清有一定關系。這方面的問題比較容易理解，故不贅述。

　　綜上所述，馬克思的“五形態論”具有超越“單線論”與“多線論”對立的特性以及全面拒斥“西方中心主義”的本質。這種“特性”和“本質”在方法論上反映了馬克思對文明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歷史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間辯證關系的科學認識。正確、全面地認識馬克思“五形態論”的這種特性和本質，對于我們從學術史角度科學評價“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認識的意義，全面把握文明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歷史發展的統一性與多樣性間的辯證關系，推進馬克思主義社會形態理論和重大社會歷史問題的研究，具有重要的方法論啟示。

　　注釋：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1-342頁。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0頁。

　　[3]參見葉險明：《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主義”的歷史和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年，第463頁。

　　[5]《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1頁。

　　[6]《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71頁。

　　[7]參見葉險明：《馬克思對“西方中心主義”拒斥的全面性》，《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14年第5期。

　　[8]《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4頁。

　　[9]《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284、313頁。

　　[10]參見葉險明：《世界歷史理論的當代構建》，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4年，第三章第一、二部分。

　　[11]實際上，無論是贊成還是反對“中國資本主義萌芽”觀點的人，只要以“西方中心主義”所預設的思路作為贊成或反對的依據，那么在方法論上都同樣是沒有擺脫“西方中心主義”的束縛。

　　[12]參見葉險明：《馬克思超越“西方中心論”的歷史和邏輯》，《中國社會科學》2014年第1期。

　　參考文獻：

　　[1]吳波：《社會形態與現代化雙重視野中的中國道路》，《馬克思主義研究》2009年第7期。

　　[2]楊學功等：《資本主義研究在馬克思社會形態理論中的地位》，《哲學研究》2012年第4期。

　　[3]周廣慶：《從社會基本結構看“中國資本主義萌芽”是偽命題》，《浙江社會科學》2010年第10期。

　　[4]方行：《不要否定中國資本主義萌芽》，《中國經濟史研究》2008年第4期。